当全国省份都在倾力打造自己的“网红城市”，浙江的村庄们，却各自默默努力，然后惊艳了所有人。
干净规整的道路、明亮别致的小洋楼、恰到好处的绿化，走在浙江农村，你甚至误以为自己到了某个西欧发达国家。
尽管中国城市排名上下波动，但要给全国农村进行排名，能和浙江较量一下的，估计也就只有江苏了。
浙江农村为什么修得这么豪华？浙江农民怎么就这么有钱？
浙江农村，豪华和审美同时在线
如果你对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没Wi-Fi、没厕所、没娱乐，不干净、不方便、不舒适，那么浙江省的高配农村，足够让你大开眼界。
当有些地方还在宣传农民上楼、通水通电通暖气的时候，浙江农民早就不满足于蜗居生活，大刀阔斧地盖起了自己的独栋别墅。
浙江统计年鉴上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数据：2019年，浙江农村的单栋楼房比例已经达到89.4%，而且这个比例已经连续上涨了很多年[1]。
浙江绍兴，农村别墅成群
三四层楼的大宅子，光厕所就有五六个，大飘窗、罗马柱，还自带小庭院。阔气的人家甚至不满足改造房子，而是直接将园林景观搬到院中。
道路两旁的联排别墅，让你以为路过了城里的东方雅苑、世纪公馆；走进屋前的庭院，你仿佛掉进了爱丽丝仙境；推开重重大门，就像踏进了某座西欧城堡，一抬眼却发现，它们都有着最接地气的村名。
更酸的是，旁边的浙江朋友还要不动声色来一句：这是我们十年前的标配了。
恍若仙境的浙江乡村
的确，显赫气派还只是他们对住宅的基本追求，浙江农民让你respect的是，他们不仅有钱，而且审美在线。
遍地可见的“新亚洲风情”、“欧式风情”就不说了，浙江农村还讲究一村一景。
位于杭州富阳区东梓关村的“杭派民居”，就满足了无数文艺青年对于“诗意栖居”的想象，白墙黛瓦、错落有致、清爽整洁，被誉为“最美回迁房”。
2020年10月24日，浙江杭州，富阳东梓关村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而宁波奉化的滕头村，早在2007年，就被联合国评为首批世界十佳和谐乡村，甚至还拥有自己的5A景区[2]。
将宅子修好还不够，浙江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场所，才是让别地农村自愧不如的地方。
作为“浙江第一村”的花园村，坐拥全国最大的村级医院、学校、商场，和最高的摩天轮。甚至连高层住宅、会展中心、大型商场、图书馆这些“城市设施”，村里也一应俱全[3]。
2019年10月29日，浙江宁波，奉化滕头村风景旅游区
如果说花园村是个特例，那么在更普通一些的浙江村子，你同样能看到分类垃圾桶、公共卫生间这些城市中都不一定普及的公共设施。
在一些村庄，你甚至可以参观村庄自己的历史和民俗展览馆、图书馆和书法室。浙江农村丰富的精神生活，让每天两点一线的城里人纷纷汗颜。
建筑师王澍说，中国未来的乡村，将要朝“隐形城市化”的状态发展，既能保留山水文化，又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4]。而浙江农村，又一次早早立在了潮头。
2017年12月19日，浙江嘉兴，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中心工人在处理垃圾
就在去年，“浙江第一村”花园村被列为浙江省第四批小城市培育试点，这是目前榜上的第一个村级试点[3]。
在这之前的2018年，作为首批试点之一的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就已经撤镇设市。从小渔村到1984年建镇，再到设市，龙港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5]。
从住宅到绿化，从基础设施到文化空间，浙江农村从里到外，可都太豪气了。
豪华农村，不是一日建成的
其实浙江农村，也并非一直这么豪华。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2.6平米，很多房屋还都是破旧的砖木结构[6]。
1984年春，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县鸣鹤镇，当地民众欢迎侨胞返乡考察
当时的村庄环境也并不舒适，淳安县下姜村的村民回忆：
“下姜村的露天厕所、猪圈、羊圈多达154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最怕下雨，因为村道都是土路，下雨后非常不好走。更严重的是，下雨后，从村里100多个露天厕所渗出来的黑水，会沿着山路一直流到河里[6] 。”
好在贫穷的日子并不长久，一波建房热很快兴起。1981-1990年，浙江近80%的农民都建了新房，原来的土坯瓦片木梁，被换成了钢筋混泥土。
1983年，满载而归的苍南宜山农民。80年代，苍南宜山共有几千名专业或兼职推销人员从事长途运销，给宜山的土纺土织业带来新的生机
八九十年代建筑样式不多、施工水平也有限，新兴的富人阶层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财富，建起高大的楼房，在周围一片破旧低矮的房子中就仿佛鹤立鸡群，极大满足了虚荣心。
农民自主建房是这时候普遍的建房模式。建房如同吃饭，丰俭由人。农民根据自己家底和审美偏好，担任自家宅院的总工程师。后来我们熟悉的罗马式、哥特式、中式风格穿插混搭，洋土随意结合，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了[7]。
我们在中国其他农村见到的魔幻现实主义民居，浙江不是没有，只是曾经拥有。
浙江遂昌，王村口镇
很快，浙江省政府开始积极插手。2003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个工程推广到全国，也是16年以后的事了[8]，这个时间差，让浙江乡村换新遥遥领先。
工程首先针对的，就是农村“脏乱差”这第一张名片。道路硬化、垃圾收集、卫生改厕、河沟清淤、村庄绿化，各类大大小小的整治工程，在浙江一万多个村庄里快速推行[9]。
紧接着，农房改造、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被列入整治任务。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的建房模式受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青睐。
浙江乡村民居
政府往往邀请专业的设计和建设团队加入，统一规划和施工[7]。专业设计师的加入，就像打开了付费款的美颜滤镜，让浙江乡村在网红道路上狂飙猛进。
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洋土结合、风格迥异的自建房，也拒绝“兵营式”整齐排列的死板布局，在建筑风格上开始融入村庄的历史文化，追求一致风格和个性需求的平衡。
以东梓关村为例，政府为了避免村民各自建房，破坏村落的整体格局，先安排村集体统一征地，再外包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统一进行规划设计和代建[10]。
浙江杭州富阳区场口镇东梓关村
虽然质量和颜值双双提升，但造价也蹭蹭蹭地上去了。
东梓关村的民居建设，虽然政府出资1300多万，提供了煤气管道、网络、绿化景观、道路这些配套设施，并且将最终造价压缩到1376元/㎡[10]，但村民购入依然需要30-50万，更别提装修费用，据村里老人回忆，条件好的家庭，光是装修房屋就用了“70多万钞票”[11]。
而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村集体和农民投入也占到了全省村庄整治资金投入量的57%[12]。
浙江农村为什么这么有钱？农民的钱从哪里来？
先致富，再建房
先看一个数据：2019年，浙江仅有10.5%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比全国平均的一半还要少。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初，浙江54.9%的农业从业者，也比全国平均低了近8个百分点[1][13]。
农民不务农，浙江农村豪宅背后的故事，要从这里说起。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而浙江农民自古却是“工商皆本”。早在农村“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浙江农民就顽强地将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钻空子”式的发展非农经济为他们攒下了第一桶金。
当生产队平均分红15块一个月，农民想方设法溜出去当挖鱼塘的包工头、工厂的临时工，赚上六七十块，而在家的妇女通过做挑花边这样的副业，每月也能有20-25块的收入，“锄头勿如针”，足见当时非农经济的火热程度[14]。
2010年11月10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姚庄镇北岳村，一位农家妇女在操作编织机，为企业老板加工羊毛衫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民更是按耐不住，哪里有市场，就在哪里打造起自己的民营经济帝国。
80年代，乡村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民提供了一些本地就业的机会。
在当时经营效益不错的乡村企业中，员工收入甚至大大超过城市企业工人。1987年，浙北某乡的乡办企业采购员年薪4000元，而1988年上海工人的平均收入才1885元[15]。
浙江嘉兴桐乡的一间服装生产车间
正是这些民营经济的成功，让浙江农民的腰包一天天鼓起来。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65元，略高于全国平均133元；但是到了2000年，浙江上升到了4254元，是全国平均的1.86倍；2019年浙江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3万，这个差距也一直维系着[1][13]。
2021年5月25日，正值蚕茧采收时节，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农民现场采收加工蚕茧
房子是面子的象征，也是婚姻市场上的硬通货。买房置地，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不变的梦想，富裕了的浙江人也不例外。
另外一边，浙江的乡镇企业也在不断给乡村改造输血。
“村企合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营形态，工业发展起来后，既能直接改善村民生活，又能反哺村庄建设。花园村的花园集团、滕头村的滕头集团就是典型代表[16]。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
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超过了一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六七万元。而在花园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3.5万元，是全国人均的两倍之多[17]。
自1981年开始创办企业以来，花园村就开始投资进行旧村改造。除了修路绿化、通水通电这些基础设施，电影院、图书馆、游泳池、学校都陆续兴建，只要拥有村民身份，就能免费享用[16]。
2020年，浙江民营企业占到了企业总量的92.3%，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到了全省税收的73.9%[18]。在全国民营经济500强中，浙江有96家入围，毫无悬念地排名榜首[19]。
2019年3月11日，浙江金华民营企业自主研制通用飞机GA20首次公开试飞。这是国内首架由民营企业自主研发、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飞机
这个庞大的民营企业家群体，80%以上都出自草根[20]。说浙江藏富于民，尤其是农民，是名副其实的。
正是这些想当老板的浙江农民，凭借着个人智慧、整合当地创业资源、开拓海内外市场，将自己的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赚到盆满钵满，回到家乡，盖起一栋栋豪宅。
所以说，永远不要小看你身边的浙江人，他们有一天，可能就是登上财富榜的大企业家，而他们的家，就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凡尔赛宫。
[1]浙江省统计局.(2020). 2020浙江统计年鉴
[2]浙江在线. (2017). 中国滕头村发展模式缘何受到联合国好评
[3]第一财经. (2020). 浙江“养城”：强镇后轮到强村，龙港之后还会新增哪些城市
[4]人民日报. (2018). 建筑设计带动乡村变革（设计之美·设计下乡③）
[5]新华网. (2019).“农民城”温州龙港镇“撤镇设市”
[6]浙江日报. (2018). 从“住有所居”到“宜居乐业”——看浙江深山农房大变身
[7]徐亮. (2019).建筑师介入下的乡村住宅建设模式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农林大学.
[8]新华社.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入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报告》
[9]生态环境部. (2019). 美丽中国先锋榜（8）｜浙江实施“千万工程”造就万千美丽乡村的生动实践
[10]浙江省创意设计协会. (2021). 东梓关，最美乡村设计实践
[11]梨视频. (2017). 航拍最美回迁房，住进吴冠中水墨江南
[12]余丽生. (2014). 财政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浙江财税与会计
[13]国家统计局. (2020). 中国统计年鉴2020
[14]蒋勤. (2006). 浙东 N 村人民公社时期的非农经济. 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
[15]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2001).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16]陈至发.(1998).村企合一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浙江花园村发展村级经济的成功经验. 乡镇经济研究(02).
[17]第一财经.(2020). 浙江“养城”：强镇后轮到强村，龙港之后还会新增哪些城市.
[18]浙江省统计局. (2021).2020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9]经济日报. (2020).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峰会在浙江台州举办
[20]吕惠明 & 章合杰.(2014).农民企业家创业精神形成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业经济问题(08),95-100.
琼公网安备 460108020007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