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人物
漂在景德镇前，很多人在原本稳定、安全的人生系统里，运行得恰如其分——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追求的那样。成为景漂的他们，打碎了过去的自己和生活，像陶土一样，经过揉捏、烧制，仿佛拥有了「重塑人生」的机会。
文 | 曾诗雅
编辑 | 楚明
图 | 曾诗雅（除特殊标注外）
漂，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1179万人漂在深圳，1009万人涌进上海，广州容纳了888万个掘金梦想，北京让788万人领教过漂泊。不过，北漂、沪漂、深漂都不新了，新鲜事发生在江西的一个不大的城市——景德镇。
一家小餐馆里，几个人争论着，景德镇到底是四线、六线还是十八线小城。夜幕里，青花瓷柱路灯兜着点点亮光，反复提醒着路人，这里是瓷都。
景德镇不缺名气，瓷都的历史至少千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最新的数据是，不完全统计，每年会有3万多人来到景德镇。这些人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作“景漂”。
为什么这些人要逆着主流，漂向一个小城市？漂在北上广的人，带着跨越阶层的野心，要是漂在横店，也是想做个演员。那么，景漂们到底为何而漂？
漂到景德镇前，很多人在原本稳定、安全的人生系统里，运行得恰如其分——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追求的那样。
比如，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艺术生，被要求继承家业。一个杭州大厂人，亲历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战争，“拥抱变化”的企业slogan似乎长在了她的意识里。一个28岁的单身女性，作为家里唯一没有出嫁的女儿，日子里塞满相亲。一个18岁就进入社会的前台女孩，一直想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不被学历束缚的那种。
景漂的前传通常五花八门，但来了景德镇，最终都是跟陶泥打交道。很多人来了，通常都会起一个艺名，比如，王晓霞叫南沐，陈屹东取名山乙，张铁林变成了艺林。
改名会让他们觉得脱离了过去。成为景漂的他们，打碎了从前的自己和生活，像陶土一样，经过揉捏、烧制，仿佛拥有了“重塑人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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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以一场大雨迎接王晓霞的到来。
坐在去往湘湖村的大巴上，王晓霞看着车窗外，写了“釉、瓷”等字的店铺招牌不断后退，水泥马路坑坑洼洼，路边的楼房老旧低矮，不一会儿，成片的空地在眼前铺开，黑沉沉的，没有边际。
“我是从一个小县城到另一个小县城了吗？”她问。
王晓霞出生在福建小县城一个有6个女儿的家庭。她是家里第5个女儿，也是这个家里唯二上过大学的人，姊妹们的学历停留在小学、初中、高中。走到婚姻这一步，5个姐妹很一致，全在24岁前嫁了人。
如今28岁还不想结婚的王晓霞是这个家的例外。她曾在父母面前提过“不结婚”的想法，两人把五官拧做一团，难以置信地问：“你在想些什么？”
这个家里不允许例外。王晓霞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工作4年，每年回家的日子不到7天。不过，每个在家醒来的早上，她都会看见沙发上坐着来相亲的男生，甚至包括除夕夜、正月初一。他们有的做生意，有的在体制内，共同点是“性格老实、有稳定工作”——这也是父母对她的所有期待。
她对自己的期待是做陶瓷。回国后，她只和父母提过一次，想去景德镇，做陶瓷。那一天，她看见两人的五官又拧做一团，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妈妈砸坏了她的笔记本电脑，大喊着：“回来了就好好嫁人，好好找工作，你真是活不明白！”
但她已经决定了，而且很早就有过自己的想法。高二时，她就想要学美术，去艺考，家里人反对，她一个人凑不出上万元的集训费用，只能作罢。
大学她学的是日语，被日器里的匠人精神所吸引，喜爱上了陶瓷。一毕业，她就搜好景德镇的资料，想去学做陶瓷。父母却催着她结婚，理由是彩礼钱能一下子还上家里20万元的房贷。她不愿顺从，跑去日本，一边做翻译文员，一边做厨师，4年还清了20万元的房贷，也攒下了20万元的积蓄。
这一次，王晓霞不想再妥协。2020年10月，她告诉父母，自己在上海找了一份稳定的翻译工作，转头就买了一张去景德镇的车票。“我给自己5年的时间，我的存款能让我在景德镇过5年，不赚一分钱，也够活。”
相较之下，四川女生子岚的妥协期要短暂一些。来景德镇之前，她在父亲开的公司上了9个月的班。进入公司后，在意大利学的服装制版用不上了，作为接班人，她要学的是财务、对接客户、管理人事。
一周三次，她被领到各个饭局上，认识上一辈积攒下的人脉。酒桌上，爸爸很骄傲，常笑着夸她，跟在自己身边，学得挺好。这样的时候，子岚大都沉默着。
意大利的记忆变得遥远了，工作、人际、应酬填满了子岚的生活。她说不出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肯定不是当时的那个样子”。
在父亲的公司待久了，子岚每听见电话铃声，总能感到心头一紧，按下接听键需要很大的勇气。她尝试离开一阵，联系了各地的朋友们，把上海、苏州、杭州都走了一遍。走到景德镇时，手机调成静音，获得了前所未来的宁静，她相信“陶瓷可以沉淀一个人”，就顺势留下了。
对此，父亲没有追问，也没有阻拦，只是说：“你想去，就去试试吧。”
很多人成为景漂，不会考量太久。宣萱是子岚的朋友，也是一名意大利海归艺术生。2018年，因为一则艺术家文那的视频，她来了景德镇。出发前，她问爸爸：“你是要我为别人去工作，还是做出自己的东西？”爸爸果断选了后者，还给她打了几万块钱。
巧慧没念过大学，18岁就进入社会，在长沙做过面包店的学徒，也做过一家公司的前台。来景德镇学陶瓷是她闯荡世界的一次尝试，“我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干这个”。家里人很支持，因为这是一门手艺活。
至于那些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的学生们，这里有齐全的陶瓷原料、成熟的陶瓷市场、技艺高超的师傅，留下是理所当然的。
▲ 子岚和宣萱在景德镇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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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陶艺人没什么门槛，报一个景德镇的陶艺培训班，学就行了。
景德镇多的是陶艺班，短的15天，长的3个月，学费根据时间而定，500元的有，5000元的也有，五花八门的宣传海报从街巷贴到了社交网络，大多标榜着“零门槛”“速成”。
当地的陶艺人看不上这些。一个学了8年陶瓷工艺的景德镇小伙表示，这里的传统是拜师制，一个学徒学成可能要8年、10年，有4年时间可能都只学描线。“前两三年里，师傅什么也不会教，只让你打杂，要的就是磨一磨你的心性。”
时间沉淀向来是景德镇人的一种骄傲。这座城市的窑火烧了千年，南北朝开始出现的瓷业，后来被宋真宗迷上，小城便被冠上他的年号“景德”。
景漂们等不及从头细细学。子岚也报了班，花1个月学了拉坯和绘画。与宣萱一起，两人合开了一家工作室。工作室租在景漂聚集地之一的雕塑瓷厂里，租金是3000元一个月，比大多数工作室贵了一倍。
工作室刚租到手时，墙皮已经脱落，木头房梁裸露在外。于是两人花了几万元，搞装修、买设备，钱是家里人给的。厂里有些景漂，当年只攥着三五千来创业，听说两人的阵仗后，都吓了一跳。
“她俩什么都还没开始做呢，就投入这么多。”说这话的是张汝佳，央美陶瓷专业2018届毕业生。他的工作室租在雕塑瓷厂的烤花楼里。那一栋楼里大多是央美毕业的学生，一届带着一届，大门总是敞开。
不知从哪一代开始，景漂们就养成了串门的习惯，这是一种与7700多万独居的“空巢青年”截然不同的共处文化，也成为很多景漂迷恋这里的理由。
不到一周，宣萱和子岚就认识了大半雕塑瓷厂的景漂。盛夏夜，厂里断了电，大家摇着扇子，流着汗，聊到凌晨。入冬后，一群人各自在彼此做的瓷杯里挑上一只，沏上茶，聊一整个下午。
“景德镇很适合我，这里有做手工的氛围，跟人相处的方式也很简单，不用跟人有太多没必要的接触。”子岚告别了在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日子，做陶瓷可以让她感觉专注，“能把悬着的自己落下来”。
陶土捏久了，人也跟着土气了。大伙儿的指缝里不是泥土就是釉料，外套不是羽绒服就是粗布袄，深色不显脏，是最好的选择。有女生几个月化不了一次妆，有男生整年都穿同一双拖鞋。
每家工作室都像一间遗世独立的客厅。相亲、家业、都市，全被抛开，连外界也抛下了。
子岚和宣萱已经习惯把景德镇之外的城市统称“外面”。张汝佳没听说过“大厂996”，他问：“大厂是指富士康那样的工厂吗？”
芸芸的男友在景德镇待到第13个年头，被访问的那天才知道，原来像自己这样的外地人被称为“景漂”。
▲ 芸芸的男友在做茶壶。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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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全是陶瓷。
青花瓷的路灯，青花瓷的斑马线，青花瓷的广告牌悬挂在高铁站、飞机场、公路旁。
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他年轻时拉过几个月的坯。牛骨粉店的老板训儿子时会说，不好好写作业的话就去二叔的陶瓷厂里做学徒。雕塑瓷厂里咖啡店的店员刚从陶大毕业，想开一家咖啡店，里面摆满自己做的瓷器皿。
问起他们，景德镇离开陶瓷还有什么？
年轻的咖啡店员思考了一阵，回答“没有”。牛骨粉店的老板和出租车司机都说：“汽车和直升机吧。”
这些离景漂们都太遥远。做陶瓷是他们的共同选择，更准确地说，是留在这里，有且仅有的选择。
芸芸曾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念日语专业，如果不是因为男友是景漂，她应该永远不会回来。至今，她还记得入学那年灰蒙蒙的景德镇。
“你敢信吗？2011年，景德镇市已经有4家肯德基，却才出现第一批有空调的公交车。”隔了10年，幻灭感再被提起，芸芸的眼睛瞪得老圆。此前，这里的公交车车椅是竹板做的，发动机一动，竹板椅就跟着窗玻璃，哐啷啷地响。
毕业后，芸芸果断去了杭州，成为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地推人员。那是2015年10月，芸芸常加班到凌晨，大脑日日接受着互联网暴涨、暴富的思维洗礼。
直到2017年，为了维系恋情，芸芸才跳出大厂，回到景德镇。重新打量起这座城市，破败感依然在。
虽然叫景德镇，其实是地级市，但是却有着大多数县城都有的模样：这里的市中心是一座人民广场，铁艺雕塑已经生锈发黄，广场里数年如一日地响着嘹亮的歌舞乐，乌泱泱的人群围绕着牌桌。
高铁在2018年抵达这里，机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建成了，如今依然航班寥寥。2020年，景德镇上了中国国家旅游年度榜单，可GDP在江西省地级市里排名最后一位。
一切看起来都太怠慢了。
“陶艺街上的店铺上午几乎都不开门，下午开门的有，天黑了才开门的也有，甚至一整天不开门的都有，生意都随缘。”她说。
一次，男友和拉坯师傅们说好早上8点半上班，有人拖到11点才来，还有人下午4点就不在工位上了。电话打过去，师傅说有事，可听筒那边传来“轮到你出牌”的声响。
师傅们总找理由不上班，圣诞节、儿童节都要求放假，甚至一到下雨天，他们也会说：“今天天气不好，改天再来。”师傅们向来按件收费，8小时工作时长在这里被无视了。
就连男友看起来也有些懒散了。男友想带芸芸去和朋友们喝茶、聊天，但她拒绝了，觉得是浪费时间。
芸芸还接受不了男友“好的”两个字要发9秒的语音，“你就不能打字交流吗？又快又清晰，到时候回头找记录也好找”。大厂人把“快”奉为金科玉律，景德镇的慢踩中了芸芸的雷区。
聊天中，“效率”一词，她提了好几遍，她甚至好奇起人事架构，希望为工作室找到一条更高效转动的链条。尽管目前，这家工作室只有5人。
▲ 芸芸的工作室记账日常。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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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排旧厂房里，子岚和宣萱的工作室格外惹眼。
工作室的地面刷成鹅黄，外墙则刷成暗粉，门口还种上了猕猴桃、无花果和凌霄花。别家工作室瓷器密密麻麻摆了一屋子，她们却把工作室布置得像艺术展厅。瓷器摆上桌子、画作挂上墙，落地窗前的雕塑作品间隔而放，白色纱帘挽在两旁。
雕塑瓷厂里老一辈的景德镇人不懂这些。对面卖传统青花瓷的大叔在工作室装修时就常来门口站着看，想瞧瞧小姑娘们搞什么名堂。房东阿姨欣赏不了那些简笔画出的抽象小人，嘴上说着好看，眉头却皱起，目光里毫不掩饰怀疑。烧窑师傅也不理解，子岚拿烧裂底的瓷盘问师傅怎么修补，师傅说了一串，最后道：“你拿的这也不值钱啊，别修了。”
“我不在乎，哈哈哈。”讲起被当地人评价的故事，子岚和宣萱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工艺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时间久了工艺会好的，但不影响我们现在的表达。”
子岚把做陶瓷看作是一种自我的表达。她一直想从事与创作有关的工作，曾在北京花2万块学花艺，想开家花店，却被说：“留学回来，就干这个。”那一年，她没能开出的花店，在景德镇以陶艺工作室的形式实现了。
脱离了家里那套批判体系，两位海归的事业成就感多来自顾客。“刘雯的摄影师买了我10个维纳斯杯子，还有一个雕像，这是我最大的订单，5000多元。前几天，刘雯还亲自来了一趟。”宣萱停了一下，见对方没接话，又说：“就是那个名模，刘雯。”
学艺术出身的景漂们会流露出在某种在艺术上的坚持。子岚不愿意供货给分销商或者买手店，她想直接卖给客人。宣传瓷器的照片也都由她拍摄，必须统一，“要有我自己的风格”。
真正坚持到成为艺术家的是极少数。宣萱谈起周围某个被画廊签下的景漂——这是她3年里见到真正成为艺术家的景漂，也是唯一的一个。更多的景漂，还在“手艺人”的圈层里挣扎。
塑形、绘画、上釉，景漂们做起陶瓷，一天伏案时间可能会超过10小时，连水都顾不上喝。烧窑时，有些人会失联，全天都盯着窑温。开窑就像开盲盒，有成，也有败。陶器烧毁是常事，十几天的努力一瞬间化为乌有，还得亲手砸掉残品。谈起这些，大家的表情都很平淡，毕竟每个景漂都在经历。
不是所有景漂最后都能爱上做陶瓷，比如巧慧。
11月一个周五傍晚，陶溪川里红砖厂房被打上昏黄的灯光，老式烟囱和红墙上的劳动标语保留着过去的工艺荣光。18点，陶溪川的广场上，一把把绿伞、黄伞、红伞次第张开，市集开市了。
巧慧是那天市集里最早收摊的。晚上7点多，她的摊位就卖空了。一家买手店的老板一口气要走了她所有的盘子和杯子，当晚她赚了2000多元。
▲ 陶溪川市集上正在收摊的巧慧。
来景德镇之前，她听到网上流传，“这里月租1500元，月入七八万”。
前半句是真的，景德镇的陶瓷市集永远吸引着游客和瓷商。雕塑瓷厂的明清园、乐天市集、陶溪川，摆摊的租金每个月在50元到350元之间。至于住，如果选在远离市区的湘湖村，整年的租金才4000元。
但后半句，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一位垂着头、玩着手机的摊主说，11月过半，自己出摊四次了，一件瓷器都没卖出去过。
在隔壁摊主羡慕的目光里，巧慧打包好行李，收起了小桌子。她一身黑色装扮，穿黑色大衣、黑色靴子，戴黑色毛线帽、黑框眼镜，还拖着一只黑色行李箱。
这晚卖空的瓷器原本就装在那只黑色行李箱里。最初，她只在纸上随意画了几个花草图案。同行的朋友看了觉得不错，让她画在陶瓷上试一试。结果证明，的确卖得好。听起来轻巧的成功却没有让巧慧满足。
“我不喜爱陶瓷，我给自己留了两年的时间，先把钱赚了，然后安心选择其他我想做的工作，我可能会去做设计，也可能会去做摄影，那时我应该25岁。”巧慧用明确的口吻说，眼睛在镜片后一眨一眨。
巧慧没有念过大学，但对事物充满好奇。做陶瓷只是她人生淘金实验的一种，最近感兴趣的是摄影。一次聚会上，有位景漂之前是一名摄影编辑，她攒了一肚子的好奇，可最终没有问出口，“这里其实很单一，大家聊的、做的好像只能是陶瓷”。
子岚懂得这种匮乏感，“大家都是做陶瓷的，想的、做的太雷同了”。
她曾想把工作室搬去北京，那里有更多的展览、更宽阔的视野。可冬天的北京太干了，没等烧窑，陶器就裂开了，她又回到了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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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景德镇的芸芸仍牢牢记得大厂的价值观——“拥抱变化”。她把变化带入了男友的陶艺工作室。
芸芸为烧窑制定了一张详细的记录表，上面标明了烧窑的时间、气压，所烧的品类、数量、烧制者等。先前，这家工作室只有一个本子随意记载烧窑时间，很多时候什么也不写。
她还做了详细的收支记录表，每个月进行售卖数据分析。她给男友列出了需要重点维护的客户，并告诉他，“那些很喜欢和你聊天的客户，有些其实一年来交易额很低，真正花很多钱的客户，一年可能没联系两次。”她相信数据才是最真实的。
这些都是大厂训练的结果。
偶尔，她也会有惊觉“太大厂”的时刻。前领导得知她回景德镇开了工作室，给她发来一份文件，上面详细写着如何品牌化的案例。领导还告诉她，要去找投资，要做大、做强。
对着微信窗口，她感觉到了互联网的那股劲儿，但也知道，那不适合景德镇。
芸芸想起在大厂的日子，“大家都活在人设里”。拓宽人脉被看成必要事项，即使是不想看的电影、不想逛的商场，因为是同事的邀请，她也会答应。
回到景德镇后，芸芸和其他景漂们喝茶聊天，有时不做任何事，只是待着却也觉得自在。那一刻，她突然发觉，自己开始接受景漂无目的的社交。
不过，最近一次，她听说有家工作室因为师傅的懈怠关停了，又立马制定了新的OKR——更好的生产，更好的营销，更好的品牌建设。
一些景漂正在向商业化看齐。一位来了10年的景漂，书架上摆着《艺术概论》，也摆着《从零开始学开公司》，“爆款、直播、细分赛道”等词汇从他的嘴里不断蹦出。过去，他独自一人花上两个多月苦想一款新品，如今学会结合网上的流行元素开始推敲，“而且最终的产品不能我一个人决定，得10个人坐下来一起看，8个人通过了才可以”。
陶溪川的市集上，举着手机直播的人来来往往。摊位上的瓷器，无关作者，无关创作理念，在直播间里都是1号、3号、5号链接。
子岚和宣萱接受不了这些。她们坚持把陶瓷只放在自己的店铺售卖。宣萱还会为瓷器出一本介绍画册，让它看起来更接近作品。
爸爸偶尔会给子岚发来信息，想看看她的陶瓷作品。每当父女间的话题聊到“东西卖得好吗？”的时刻，子岚都会跳过，话题转向别处。
别人问起收入，她表示，目前可以达到收支平衡，但不愿再多说。
南沐关于日本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那是属于王晓霞的日子，朝九晚五，穿着西装，踩着小高跟鞋，一到节假日就约着朋友们旅行、逛街，用一顿昂贵的日料满足自我。
景德镇的那个王晓霞已经变成南沐，只穿黑色衣服和牛仔裤，不化妆、不逛街，“我成为低欲望一族，所有想的都是陶瓷”。
南沐的陶瓷有时卖不到1000元，有时能卖上7000元。她想着，等到月收入平衡在五六千的时候，就告诉父母，王晓霞早已不是沪漂，而是一个景漂。
▲ 周五夜晚的陶溪川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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