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贾樟柯：电影传承中的激情与使命 |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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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武》到《风流一代》，贾樟柯拍了27年电影，拍电影的激情一直没有消退。硬要说清表达的欲望来自哪儿，他觉得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关注。中国导演生活在剧烈的变革里，体会过密集的社会浪潮对个体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它始终能够牵动一个作者的心，它一定会给作者带来非常多的表达的冲动，因为我就是这样被影响的。”他说。

从个体经验出发，还原真实世界的自然状态，是贾樟柯所理解的电影精神。这个认识，他从前辈导演的作品那里传承而来：侯孝贤的电影让贾樟柯发现了个体经验的可贵；看完杨德昌的《一一》，贾樟柯坚定了从人际关系的变化去理解时代的观察方法。2006年，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另一位前辈导演适时提醒他：你已经得到认可，有试错的资本了，你应该让自己更自由，更能摆脱常规。多年后，当贾樟柯自己也成为导师，他很自然地认为，他有帮助年轻导演的责任。2022年，贾樟柯参与了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门生是菲律宾导演拉斐尔·曼努埃尔。相处的3年时间里，在拉斐尔面前，贾樟柯不回避他拍电影遇到的问题、他的情绪起伏，他说：“除了形而上的精神之外，还需要传承的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捍卫你的电影精神，你怎么去保护你的创作。”不过，如果让贾樟柯定义导师这一身份，他觉得在责任之外，师生关系更像“交个朋友”，交到了一个来自其他文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平遥国际电影展结束后，我们和贾樟柯聊了聊电影精神的传承。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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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平遥国际电影展今年已经办到第八届，最早为什么想到要在电影展上开办大师课？您希望通过大师课传承的是什么？ 

A：我们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就有大师课及对话这样的一个形式，来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平遥国际电影展聚焦年轻导演，致力于助推年轻导演成长。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单元：一个是卧虎，国际新导演的展映单元；另一个是藏龙，中国新导演的展映单元。可以说从主体上来说，我们汇聚了全球青年优秀导演，像今年，日本导演空音央、伊藤诗织都来到了平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体氛围中，我们从第一届开始，就希望有一些资深的导演，包括一些已经留在电影史上的大师能够莅临平遥，通过他们的大师课，还有对话活动，给在平遥的年轻电影工作者、年轻的影迷，提供一个言传身教的机会。这就是做大师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Q：逾半个世纪以来，劳力士一直致力于与全球各地出色的艺术家及主要的文化机构合作，颂扬艺坛辉煌成就，襄助艺术的悠久传承，继往开来。今年劳力士作为合作伙伴呈现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大师课系列， 您对此次大师课的人选和内容、方式做了哪些调整？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A：今年的大师课得到了劳力士的全面支持。电影展里的大师课，它所代表的传承，以及由传承带来的恒动不息的创作精神，跟劳力士的品牌理念非常契合，劳力士也一直支持艺术的发展。劳力士助力之后，我们有机会在疫情之后，在全球邀请电影工作者来到平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精神。 今年我们整个电影展的主题叫作“这把泥土”，契机是，今年是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横空出世 40 周年。这部影片既是中国新电影的一部开山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在新时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当代电影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破冰之作。在这样一个契机里，我们就想到了“这把泥土”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全面地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新的文明就要产生了，但我们的文明的源头是农业文明。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在土地上有非常多的故事，一代一代的电影工作者都在非常专注地拍摄土地上的人、人与土地的关系。不过在急剧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年轻人都集中在大城市，寻找机会生活，电影摄影机的凝视渐渐地离土地就远了一些。所以借由《黄土地》上映40周年，我们希望传承这样一种精神。倒不是说我们非要去像前辈导演那样凝视土地，而是说，我们要凝视像土地那样的一个现实世界，现实的人的生存境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观察到最新的社会情况。我觉得对于现实的关注，对于真实生活的凝视，对于现实世界里发生的最新情况的信息传递，以及对于土地上的人的生活情况的描述，它是电影历史上或者人类整个发展史里面，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一代一代传承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我们今年就把主题定为“这把泥土”，副标题叫“人工智能时代的回望”。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然后进入信息社会，现在要进入AI文明，一个新的文明到来。文明发展不是割裂的，它是连续性的，与此同时，我们非常多的人口还是跟土地非常密切相关，土地是他们的生活生计。这样的话，我们想到的第一位大师就是陈凯歌导演。 今天整体上电影创新乏力，因为疫情，各国的电影交流也相对地减弱，所以在这时候我们选取第一个就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黄土地》，它是带给中国电影新的电影语言的影片，也是率先走向国际的，让世界了解中国电影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影片。在电影处于相对困难时期的今天，这两种精神都是值得提供给年轻导演学习、借鉴、传承的精神。另外，我们今年还邀请到了英国著名影评人和翻译家汤尼·雷恩，他长期为欧洲电影期刊《视觉与声音》撰稿，也创办了非常多的电影节，参与了釜山电影节、温哥华电影节、鹿特丹电影节的很多工作。他从中国第四代导演开始，就非常努力地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他的评论，还有他为一代一代导演制作的英文字幕，架起了中外交流的桥梁。他的到来，带来了一种历史角度的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凝视和回顾。所以他的大师课是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谈起，一直谈到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学习的讲座。我们也请到了关锦鹏导演。关锦鹏导演经历了从香港新浪潮开始的香港电影的各个阶段，从导演的身份，到与现在的导演、制片人、监制身份相结合，他是一个长期的电影工作者，也是香港电影人物，由他来讲他的创作以及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关系。还有葡萄牙导演米格尔·戈麦斯，他也是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个导演，他的创作是在欧洲传统文学、欧洲传统思想里面延伸出的富有创新性的作品。我们选取的人，他们自身基本上有一个历史文化哲学的传承，同时他们又用他们的这种观察，带着历史观去面对当下的中国的世界。今年我们还有一个我自己主持的跟几个年轻导演的对话，其中也包括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里的我的学生拉斐尔。我们是从具体的电影操作过程来谈，两代导演在工作过程中，彼此的一种启发认同。

Q：作为劳力士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与理解劳力士的“艺术传承 · 恒动不息计划”? 在电影领域，传承对艺术的重要性是什么 ? 回望您的电影之路，有哪些节点是靠艺术的传承获得了新的突破 ?A：我参与了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和拉斐尔相处了3年。拉斐尔跟我一起剪辑了《风流一代》的当代部分，他也跟我一起去拍，他作为副导演参与创作，我是刻意让他来参与我的工作的。我自己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剪辑室或者在下面夸夸其谈，你谈的可能都是一些认识的问题，但实际上在电影传承的一个工作里面，你还要让学生了解你的缺点，了解拍电影会出现的问题，以及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我在拉斐尔面前不回避我所遇到的问题，我的焦虑，我的情绪起伏，他全部能够捕捉到。 就像古人师父带徒弟一样，他们为什么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实际上除了技艺之外，除了形而上的精神之外，还需要传承的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捍卫你的电影精神，你怎么去保护你的创作，你处理问题的意志力。我觉得当代导演基本上首先是一个影迷，然后才变成一个导演。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有100多年电影历史的这样一个环境里，电影精神的传承启发了我们，我本人就是从影迷慢慢地萌生了当导演这样的一个理想，在这个过程中，前辈导演的作品对我非常有影响。 我在 21 岁的时候看了《黄土地》，发现电影视听媒介，是最适合我的性格，最能够满足我的情感表达的一种媒介，因为我也尝试过写作、绘画等其他的表达形式。《黄土地》文学意义上或者说思想意义上的这些影响就不要说了，我觉得它有一点被忽略的成就是它的视听语言形式。《黄土地》给了我启发，我开始觉得电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达自我的手段，所以我变得想当一个导演。后来我考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在学习过程中，最先吸引我的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导演，他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导演。当时他们被称为先锋派，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电影本身创造了很多电影语言的可能性，发现了蒙太奇，发现了镜头组接之间的一种奥秘，以及像建筑一样构筑一部电影的这种结构，电影从他们的实践开始才真正形成一种语言。到后来是台湾的侯孝贤导演，他的作品让我发现了个体经验的可贵。他的很多影片，包括像《风柜来的人》，都是从个体的认识、个体的经验的角度出发，去提供给人的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电影银幕是非常丰富的，有从个体经验出发的电影，也有造梦的电影，每种电影都非常优秀，但我发现自我经验的重要性，是从看侯孝贤导演的作品开始的。还有杨德昌导演的《一一》，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已经拍了第二部作品。我从第一部作品《小武》到第二部《站台》，一直在从一个动态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和运作里面去理解时代，理解人。这种方法本身，作为一个新导演，你并不是很确认，不知道这个观察方法是不是有效，或者是不是值得你一直坚持下去。2000年我看了杨德昌导演的《一一》，他那部影片就是建立在非常东方的华人世界里面的一种人际关系上，从家庭关系去描写巨大的人的困境，以及人的现代的感受。我觉得这部影片，它坚定了我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这方面去感受生活，去描写我所处的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所以作为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导演，你必然会受到非常多的导演的作品的启发跟影响，而这个启发跟影响，就是在传承某种前人的经验，传承某种前人的电影精神。

Q：您刚刚讲到电影精神，您所理解的电影精神是什么？

A：我觉得每个人对电影精神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电影世界的多样化，否则就是千篇一律的电影了。所谓的电影精神，我觉得它首先从电影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所认为的电影的美是什么，你所认为的电影作为媒介最具有电影性的部分是什么。我觉得它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是对一个个体作者来说，你必须形成你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识，它就是某种电影精神。电影精神是可以从前人的创作里面，从那些让你觉得心灵相通的作品里面，得到一个传承跟延续的。比如，我自己，我觉得个体经验，以及用电影去还原真实世界的自然状态，是电影最擅长做的事情。作为观众，我也非常喜欢高度戏剧化的电影，但对我来说，它不是最优的电影媒介表达。有非常多的抽离现实的作品，不同的风格都非常优秀，但是对你个人来说，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你想传承什么样的电影？我自己又非常欣赏大江健三郎的一句话，他说其实艺术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报信人，因为艺术家从事的是一个感受的工作，你拥有对于现实世界高度的感受力，你可能会捕捉到这个时代的变化，社会发生了什么，人遇到的最新的问题。你感受到以后，通过你的写作或者拍摄，把这些新的情况告诉大家。我觉得这是我理解的、我所欣赏的一种电影精神。电影精神还包括，你如何克服一切困难，诚实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所谓电影的独立精神也是一种精神。另外，电影是一种随着科技发展应运而生的艺术，它自身有非常强的科技属性，探索新的科技给美学带来的可能性，这也是诸多电影精神中，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电影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它并不能用一两句话来说清楚，但是我想，每个导演在认识电影的过程中都应该形成他所理解的电影精神。

Q：跟年轻导演交往的过程中，您有没有收获什么启发？

A：我监制了女导演宋方的两部作品，她在大师课上就说，在我跟她合作的过程中是怎么去保护一个年轻导演的核心创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因为两个创作者在一起，怎么处理这个关系，其实挺难的，大家都有很多想法，特别是监制跟导演的关系，监制的界限在哪儿、你的工作的范围在哪儿，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并不应该去粗暴地干涉，而是应该充分理解导演的美学追求、电影表达，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沟通。这些我觉得对我来说，也还是挺有启发的。

Q: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前辈导演对您的工作方式有过影响？

A：我觉得有一个前辈导演对我非常有影响，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因为他已经不拍电影，也很多年不在这个行业里了。他以前是张彻导演的副导演，是香港导演，现在住巴黎。我记得2006年，我在威尼斯拿到金狮奖以后，因为有工作要处理，就从威尼斯去了巴黎，我们就约着吃了一顿饭，他就开了瓶酒给我庆祝。交谈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现在获得了这么大的一个荣誉，你已经得到认可，你不应该拍得越来越保守，你应该去尝试那些新的东西，哪怕不安全的东西，因为你已经被人认可，你有这个试错的资本了。 我听完之后，觉得对我启发很大。因为我们总是愿意复制某种成功，但实际上当你拥有一些社会的认可跟资源以后，你不应该变得更保守，而应该变得更勇敢。你变得相对强大了一些，一两次失败不会把你击垮。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对我之后的创作影响还是很大的。《三峡好人》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去做一个鸿篇巨制，而是在当时捕捉自己的情感，我拍了一部关于服装链条里的人的纪录片《无用》。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自由，变得更能够摆脱常规，这种前辈的提醒对我影响很大。

 Q：在当下的电影环境下，推动您持之以恒、“恒动不息”地进行电影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A：很难说，不知道动力在哪儿。已经拍了20多年了，这种热情一直没有消退，表达的欲望一直还很澎湃，我觉得我也算一个幸运者。表达的这种欲望来自哪儿，我觉得还是来自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一种关注，还有这种现实生活给你的一种反馈，它让你不断地去更新你的创意，提供给你往前走，一直表达的一种愿望。我觉得我们中国导演其实生活在一个比其他地区更剧烈的变革里面，就像《风流一代》的片名一样，被浪潮所困。我们确实是能够明确感受到，那种密集的社会浪潮对个体的这种影响，而这个影响本身，如果它始终能够牵动一个作者的心，它一定会给作者带来非常多的想表达的这种冲动，因为我就是这样被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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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创艺指导计划中，拉斐尔曾经来到中国和您一起工作。您提到他很勇敢，而电影创作者需要具备勇气。他的哪些行为让您感受到勇敢？为什么勇敢对电影创作者格外重要？

A：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是有一个选拔机制的，首先会问导师，你希望找一个什么区域的导演、什么阶段的导演。当然都是年轻导演了，有的年轻导演已经拍了一两部电影，甚至有的头一两部电影已经很成功了。欧美有很多年轻导演，他们都需要帮助，但是对我来说，因为我生活在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找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导演，然后找一个即将开始长片但还没有长片拍摄经验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更需要经验上的引导。即将拍长片的发展中国家的导演，我觉得比较情投意合。在那些电影工业并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年轻人有澎湃的表达欲望，但受制于自身的制片环境，可能他们要付出的努力比别的地区的年轻导演更多，并不是说别的地方的年轻导演就没有困难，而是说相较而言，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限制会更多一些。面试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了拉斐尔，因为他之前拍了一部短片《菲律宾女孩》，在柏林有获奖，我看了他的影片之后，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在形式上已经有一种自觉性，他有很强的视觉能力。面试的时候，他阐释他的影片，他就说，因为那个故事整个发生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觉得高尔夫球场实际上就是菲律宾社会的一个缩影。高尔夫球场有明显的秩序，球童、游客、管理者之间构成了一个社会结构，他认为这是整个菲律宾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缩影。他想把这种东西讲出来。我觉得他有宏观能力，同时他也有勇气去把他观察到的社会现实讲出来，这是非常有勇气的一种做法。他也谈了很多对于当代菲律宾电影的印象，我自己觉得他有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因为他觉得国际世界对菲律宾电影是有某种固定的程式化的印象的，他希望改变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有打破菲律宾电影常规，用一种宏观的视角来从个体的经验出发，讲述社会真相的勇气，这个让我觉得他能走得很远。

Q：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向您发出邀请时，您怎么理解导师这个身份？

A：我觉得它更多是一种责任。不过实际上就是你有机会交到一个年轻的朋友，而且是来自另外一种文化的。其实用导师来命名并不准确，我觉得在这样的命名之下，劳力士提供了两个创作者互相影响、互相理解这样的一个机制，共同生活，共同创作，来彼此吸收对方的优点。我也从年轻人身上获得很多，就像一面镜子，你会发现即使是像我这样拍了20多年的电影导演也会有迷失的时刻，也会有电影精神重新焕发的这样一个需要，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定义的话，其实有点像老罗（罗永浩）的那句话，“交个朋友”。当然作为一个项目，是一个资深导演跟一个电影新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期待能够给年轻人一些电影经验和帮助，但事实上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交个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

 Q：经过此次平遥大师课的合作之后，您对于劳力士的品牌精神有什么新的认识？

A：我对劳力士坚定的价值观印象深刻。我现在也是劳力士代言人，不论是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还是其他项目，我发现“恒动不息”的传承理念深入了每一个工作者的信仰里，它并不是一句商业口号，而是企业自身的凝聚力，一种共识，这一点挺让我惊讶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劳力士非常具有工匠精神。在劳力士创艺指导计划的3年里面，小到拉斐尔飞机落地了没有，到公共活动的每一个流程设计，劳力士都非常负责。他们好像结合了欧洲制表工业的细致和东方的体贴入微，两者融为一体，对我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