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磁带

我记得它们是被装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周身布满绝望的锈迹，已经无法辨出曾经装的是什么饼干。现在，里面是磁带，被我费尽心思塞得盒子里不留一丝空隙，满满当当地充盈着胡须刚刚探头时的岁月。

鲜鱼口镇平时静得如一潭死水，赶集天来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镇就沸腾了。瓜果蔬菜、油饼蒸糕、犁铧锄头、锅碗瓢盆、鸡鸭牲畜等，从我不知道的地方似水一样汇来，停滞于此。它们全都在这弹丸之地拥挤推搡，就像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草，繁茂得格外喧哗。

车如流水马如龙。太阳升高了，突然听见一句“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邓丽君软糯甜腻的声音绸缎般从这粗糙的街道上滑过，滑过也就滑过，忙于生计的人行色匆匆，可不会去品味这些来自港台的音乐。

我们却不。其时青春萌发，渴望拥抱这个世界，然而每天混迹于这僻陋小镇，似被废除的太子。我们似乎每时都能感觉体内的水分在流失，最后只能枯掉，馊掉。就在这干燥的心境中，来自港台的流行音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通往繁华之地。在我们看来，那里是世界之都。

想想看，坐在鲜鱼口镇蓬头垢面的屋檐下，把一盘磁带塞进录音机，摁下按钮，那些纷纷从那小盒子里跳出来的歌星衣着华丽不染一尘，说着港台话，与我们鲜鱼口镇的人迥然不同。

我们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模样。

卖磁带的老板染黄头发，穿花衬衣和尼龙布喇叭裤，脚蹬一双尖头皮鞋，一副麦克镜挂在衬衣领口中央，像是硕大的项链。他怕是整个集市上最潮流的人。

黄头发老板每个赶集日都骑一辆载重自行车，车把子上悬一台录音机，后座用橡胶带拴一个大纸箱（那纸箱上印着红塔山和塔形的图文）。他把摊位摆在信用社外面的墙角，一到赶集日，来信用社存取钱款的人络绎不绝。他像抻被子一样将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然后从车上卸下纸箱，猛地倒过来，里面的磁带似麻将倾倒，花花绿绿，杂然其上。他并不把磁带码放规整，转身把录音机取来放在地上，腋下夹着插线板踏进信用社。他给里面某个工作人员递烟，那人笑笑，用手接着。他又从屁股上的包里掏打火机，嚓嚓点燃递过去，那人又笑笑，用手掩住点烟。他就是靠这样熟练的交际手段，让录音机通了电。

一切准备就绪，他从地上选了一盒磁带，然后打开录音机，将磁带轻轻插进去，关好，按下按钮。几秒后，音乐出来，他将声音调到最大，瞬时，来自遥远港台的声音在逼仄的鲜鱼口镇上空隆重响起。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到永远”，在这样动感的旋律下，许多人都扭头来看，却见他手里夹着烟，踩着音乐节拍似踩着水，在地上摇摇摆摆。我们是那么崇拜，就想，人家必定是见过世面的，看看这舞，起码超过鲜鱼口镇十多年。

钟大头却不以为然，他的注意力在那台录音机上。

“看见没有？那录音机是四个喇叭的。”

那时大家都是数喇叭数量来决定买哪一款，数量越多越贵。多数人都是买单喇叭，顶多就是双喇叭。我记得母亲当时的工资是三十六元，不吃不喝一年也才四百多，就这样还买不起一个双喇叭，而他偏偏就有一台四个喇叭的录音机！

我和钟大头都受了刺激，深知这辈子是买不起了。于是我们只好买磁带，买了去钟大头家放，他家有一个单喇叭录音机。

钟大头的表哥开了一家磁带翻录店，那些翻录的磁带更便宜。我们从那里拿回很多当红歌星的磁带听，就坐在钟大头房间的矮凳上，矮凳有个脚松动了，发出叽叽嘎嘎的噪声，可是很快就被来自遥远港台的流行声音给淹没掉。我们听着歌，看着窗外鲜鱼口镇的天，脑海里浮现出那个繁华摩登的世界，像是真的看见了。那扇简陋的窗似乎通往了未来。

为了向同学们显摆，我们把磁带带到学校。课间拿出来，惹得大家啧啧称赞。有人要借，我们也慷慨同意，但申明不许弄坏。一次有同学把磁带弄丢了，钟大头让赔，我觉得反正是翻录的，没必要。他却不，扭住那人狠狠揍了一拳。

“你给我等着！”那人哭着跑开。

当天下午一出校门，钟大头的父亲便站在门口。他的表情阴郁，透着凶相，钟大头说了声“完了”。

钟父如抓一条狗一样把钟大头抓过来，说：“拿出来！”

钟大头瑟瑟地说：“什，什么？”

钟父抡起一巴掌劈下，我惊得跳起。

那天下午许多人围住我们，嘻嘻哈哈，幸灾乐祸地看着钟大头的父亲从我们的书包里抖出一大堆磁带。这些我们用尽心思翻录的崭新的磁带，噼噼啪啪地敲打着满是尘土的水泥地。周围的人似看抄家现场一样看着这一切，看着我们无比凄惨的神情。

钟父跳将起来，用力在磁带堆里踩跺着。他那庞大的身躯蹦来弹去，像是一只发怒的猩猩。

之后他扬长而去，留下我们和一堆碎片。

钟大头蹲下用手在碎片堆里薅来薅去。我不语。在遭遇这人生路上的一记重拳后，我拎着书包悄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