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昇

2021年7月24日，主流媒体刊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此前一天，流传出来的文件内容已经引起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中国教育概念股的一泻千里。文件落地后，这几天各大K12学科类教培机构，如高途、学而思、作业帮等已经开始大裁员，其中高途分布于全国的13个地方中心将直接关闭10个，仅保留3个，留下来的中心和教师也得谋求业务转型。

在K12学科类教培行业几近终结的当下，人们都在热烈谈论教育资本的出路和教育行业的未来，这些天我也在思考，实际上一个多月前我就想写一篇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文章，本文就结合新的政策，来谈谈我的思考吧。

我虽不是专家，但也是站了二十多年讲台的一线教师，长期以来对基础教育、普本教育、职业教育等都有关注和思考，关于教育，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一文说清当前教育的问题：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思考》（点击阅读）、《普通高中太少，让更多的孩子上职高，这种工业时代的思维，适合商业社会吗？》（点击阅读））本文也是在前面思考的基础上，结合新政策，进一步思考建言。

文章写得很长，我用黑体标出了重点，您可以快速浏览重点。

文章的结构如下：

一、我国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二、我国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应立足于中低端劳动者的培养，而不是高端技能人才的培养

三、应该给资本参与职业教育更多的法律保障，引导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

四、收入分配的调节、职业教育的质量影响着“双减”政策的成败

五、取消中考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是减轻“双减”阻力的当务之急

六、总结和建议

一、我国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说“双减”，怎么说到普本和职业教育去了？

因为K12教育的压力源头在升学考试，要释缓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必须进行教育全链条的改革。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风口上，很多人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建言，比如8月2日热传全网的一篇文章《给新任教育部党组书记怀进鹏同志的建言》，文章说的很全面，比如把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前移到小学和中学阶段；比如各类企事业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要对技校毕业生一视同仁，要取消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对技校毕业生的“提干歧视”等。

在国家重视职业教育的当下，消除普本和职教生的用工歧视一直都有人提，但没有人把用工歧视的本质说通透，本质没搞清，政策建言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从我国普本和职业教育的本质说起

“消除用工歧视”当然是政治正确的话，很多人都在提，我也支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用工歧视的源头。为什么高工资好职位的牛逼大公司更喜欢985（双一流）高校的学生？为什么一些牛逼大学和公司招聘老师和员工时要“学历查三代”，要看本科院校的层次？为什么公务员考试录取中更偏爱好大学的学生？

为什么？

因为好大学的毕业生更好用，更能胜任工作，更能创造价值。

进而！

因为好大学的毕业生都有一个相对较高的高考分数。

所以，

各单位用工歧视，本源上歧视的不是你读了普本还是职校，歧视的是你的高考分数。只是你的高考分数对应着不同档次的学校而已。

三年前网上有一篇文章很出名《大数据告诉你：学历真的能改变命运》，文章对高考的本质说得非常通透：

高考并不是一种技能测试，高考是一种素质测试，它的出发点是把更优秀的人筛选出来。读过大学的人能清晰地认识到高考涉及的基础知识有多简单，以数学为例，最难只到函数的变形与应用，连微积分都鲜有涉及，要知道微积分学17世纪下半叶就被创立了，也就是说，高考所考察的数学知识仅仅是17世纪以前的研究成果而已，大学数学系一个学期学的内容，大概在知识广度与深度上就已经数倍于全部初高中内容了。

整个高中阶段，有关部门不断地推陈出新，用更复杂、更诡秘的题目形式去强化考核的技巧性，而老师则配合地带着高中生们，翻来覆去地熟悉那一丁点知识点，掌握它的全部变换，这一切的主要目的不是让学生把那点儿可怜的基础知识领悟透彻，因为大多数的解题技巧在现实生产中毫无价值。

高考的出发点，直白点儿说，就是看看哪些学生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我已经告诉你该干什么了，你能干好吗？”），通过这种筛选，完成社会分层。

以前知乎有一篇文章说得很好：高考就算是考电子竞技，仍然还会是目前上名校的这些人上名校。我很赞同这种观点，高考只要还是素质测试（电子竞技还真的是素质测试），那么它考什么都一样，因为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的人，干任何事情都同样优秀。连高考这么简单的测试都通不过的人也敢说自己比他人优秀？！

既然高考的本质是用分数挑选出“更聪明、更勤奋、更有执行力的人”，那么各单位以高考分数为准绳选人用人，没毛病啊！

当前中国的普本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以高考和中考分数为准绳简单粗暴的分层产物。中考时，成绩高的那一半学生去上普通高中，准备考大学；成绩差的另一半学生去读职高，学习职业技能为打工做准备。高考时，成绩高的那一部分学生去普通大学，成绩低的另一部分学生去高职院校学技能。

在中考高考的大分层中已经把青年们分开了，“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的人”最后去上了普通大学；相对的，“或不太聪明、或不太勤奋、或不太自律、或不太有执行力的人”去了职业院校（我没有歧视的意思，跟你心里想的一样）。我们用成绩为标尺对青年分层分了几十年了，全社会都已经认可了这个分层标尺，且认为这个分层标尺是公平公正的。

那么，现在那么多人又建言说，大学毕业后大家不要遵循这个分层，要工作机会和薪酬一视同仁。请问，这是制造公平，还是制造不公平？高考700分的学生和高考200分的学生在“大学”毕业后，进大公司进国企进体制内时完全没有区别，一视同仁，这是公平还是不公平？人民接受还是不接受？

显然是不公平，人民也不会接受。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独立院校转设职业大学被抵制事件不就是这个原因吗？这些建言者没有看清中国职业教育的本质，也不了解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只是凭借自己的臆想瞎说而已。

如果按照当前的分层准绳，职业教育对应的就是中考高考中成绩较差的那一部分学生，而普本教育对应的就是成绩较好的那一部分学生，只要入学标准是如此，那么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永远都会处于就业鄙视链的最底层。一定要明白，社会鄙视的不是职业教育，是高考成绩。

如果普本学校和职业学校录取学生时不采用成绩排名的横切法，而是采用纵切法，把中考和高考成绩从高到低各分数段一定比例的学生录取到职业院校，同时从985（双一流）学校中分出一部分教育资源举办职业教育，想想看，北大清华的“职教学院“录取了很多高考成绩650以上的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这些学生会因为自己是职教生而被社会歧视吗？肯定不会！

举个例子吧。

2008年青海省高考理科前五名考生周浩，以660分的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因为对生命科学专业不感兴趣，周浩读完大一后休学一年，之后从北京大学退学。2011年周浩入读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开始接受职业教育。在这所职业院校，周浩用心学习他喜欢的机械加工，因学业优秀，他参加了全国技能大赛，获得了数控竞赛的冠军。毕业后他留校任教，4年拿下北京户口，2018年第一届全国技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上，周浩一举拿下了机械组的一等奖。

周浩的成才之路让全网津津乐道。那么，周浩成才的原因是什么？肯定不是这所学校的教育，否则，这所学校办了那么多年，教过那么多学生，一鸣惊人的怎么只有周浩一个？很显然，周浩的成才是因为他高考考了660分，这个分数代表的“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才是他成才的关键。

做个假设。假如把985（双一流）学校的学生和职业院校的学生互相交换一下，老师和教学条件都不变，就是交换校舍和管理，会发生什么情况？读职校的原985（双一流）学生在职校里依然会成为学霸，依然会成才，而入读了985（双一流）学校的职校生大多可能学习跟不上，毕不了业。

这真不是歧视谁！前文引述的《学历真的能改变命运》一文不是说了吗，大学数学系一个学期学的内容，大概在知识广度与深度上就已经数倍于全部初高中内容了。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有几个职校生能考及格？如果这些科目都能考及格，中高考分数不会居于末流吧？不在教育圈，不了解学生现状的人，根本就不理解这些。

985（双一流）学校牛，根本不是老师牛，而是学生牛，把牛校学生聚在一起，不给他们配老师，不给他们上课，只给他们教材和设备，让他们自学，他们依然能成才。朋友是某985大学教物理的，我看她的物理教科书和课件，真是云里雾里，满篇的数学模型，几乎所有的物理问题都是在用复杂的高等数学模型和公式在推导。我惊叹于上大一大二的学生怎么能听懂这么难的课程，怎么能做出这么难的习题？她说那是一群高考630分以上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学霸级的，考试卷子让她自己在考试时间内做满分都很困难，可就是有学生考满分。有人考试考了98分，还哭哭啼啼来查分，声言成绩低得他没法接受。离满分只差2分啊！这些学霸逆天的学习能力根本就不是职教学生能望其项背的，而企业看重的恰恰就是学生攻坚克难的学习能力。

前段时间因博士论文致谢辞而爆红的中科院博士黄国平，6月24日被他的本科母校西南大学邀请参加本科生毕业典礼，黄博士在给师弟师妹的演讲中说道，上大学的4年时间里，他很少有周末和节假日，全部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仅数学建模比赛就参加了10次，做项目的代码量超过20万行。20万行代码啊！这样自律这样上进的学生，放在哪个学校都是人才。

以上分析是为了说明问题，不是要说职业教育学生的不是。我要明确地说，我不歧视职教生。我还要告诉读者，很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非常优秀，他们的短处是不爱学习理论知识，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也聪明，也上进，人品和能力没有任何问题。我还要告诉大家，因为大企业、体制内偏好普本生，于是很多优秀的普本生最终也就成为了“大机器”的“螺丝钉”而已。而职业教育的学生进中小民企和自己创业的比较多，是真正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的群体，在社会的锻造下，毕业5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中小老板还真不少，他们大多也是各有所成。很多时候我都想感谢这个时代，真是人人都有出路。

教育的行外人士总是喜欢把职业教育想象得脱离实际，觉得好像职业教育能化腐朽为神奇，觉得中考高考分数低的那些学生在职业院校的院子里混几年就一定能学到过硬的职业技能，毕业后都是动手能力超强的应用型人才，远胜不会动手的普本学生。其实这是误解，带着这种误解去理解职业教育，并以此为基础为教育建言献策显然是不合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

我在《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思考》一文中批评说，我国目前把职业教育办成了学历教育，是“以职业教育之名，行学历教育之实”。现状虽然如此，但我并不否定目前职业教育的教育价值。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最根本的价值不是教授职业技能，而是用学历教育模式完成“后进学生”的“托管”，用“教育的保姆功能”管控学生不出事，让学生健康长大。这一点在中职中专教育中尤其明显。

以上就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的本质。

关于职业教育的这个本质，一些建言献策的专家不了解，但把孩子送到学校的家长很清楚。初中毕业15岁，有些孩子，家长很清楚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学什么都不可能学进去，但家长依然要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不是让孩子独自去打工，为什么？这类家长往往会直言：“孩子学什么无所谓，学校把孩子管理好不出事就行。”孩子年龄太小，外出打工闯荡社会家长不放心，找个地方看护着孩子长大，是家长最朴素的愿望。在当前这个晚熟的社会，高中毕业，十七八岁，独自外出打工闯荡社会也太小了，所以家长在不差钱的情况下，也必须要找个地方让孩子安全地待着，静静地长大。成绩不好还要有学上，去哪里？职业院校！

前段时间我在“知乎网”看到一个职高学校的老师写的一篇反映职高现状的文章，作者说他们的校长开会，明确说了，全体教职员工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男的不死，女的不生”，我很好奇地拿这几个字去百度搜索，发现这种说法至少在2014年就有了，而且这句话出现的地方都是跟中专、技校紧紧绑定的。

可见，在外界一直认为教授技术技能的职校里，全体老师们做着比教授技能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用尽全力看护这些后进的孩子们健康成长。

看护不爱学习的群体有多闹心?

就前两天，网上传着一则短视频，男学生上课捣乱，女老师说了几句，这学生怒砸课桌，那课桌质量也差，一砸就完全散架，学生拿着砸下来的一个长木条威胁老师，那女老师也只能弱弱地说一声：“你还厉害了你！”

这视频不能确定是不是职校，就算是初中的，这样的学生将来肯定考不上普高，也就只有职校能接收。想想看，职校的管理和教学多难做啊。不是说职校的学生都这样，一个班有这么一两个爷，就足以让整个班级教学和管理秩序大乱。网上爆出那么多校园暴力，很多都出自职校。这些孩子总得要人管，职校收留这些孩子，职校老师守护约束着这些孩子，监管着他们的成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把职业教育办成学历教育，真不见得是件坏事，因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绝对比学个什么手艺更重要。目前的职业院校，无论职高、技校、中专还是高职，担负着一半以上后进孩子成长成人的教育陪伴工作，艰难地发挥着“教育保姆功能”。可以说“教育的保姆功能”是当前几乎全部的职业院校提供给社会的核心价值。

千万不要小看职业院校以学历教育的形式提供给全社会的“教育保姆功能”，职业院校为义务教育之后所有的后进孩子提供了“托底教育”，由于有这些职业院校“托”住了教育的“底”，才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后进学生有了去处，才使得这些后进孩子在看护中安全长大，而不至于放纵堕落。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半壁江山，教育着半数青少年，而且是被“掐尖”剩下的青少年。国家的大局应该着眼于如何把这一半后进学生教育好培养好。根据“木桶定律”， 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同理，我国全体青年的人力资源能提高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后进青年”的人力资源高度，国家不用把过多的关注放在那些“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先进青年身上，前文说过，先进青年自我成才的能力很强，而真正需要外界帮助的是后进青年，数量庞大的后进青年才决定了未来国家劳动力的基本面。

所以，国家应该从这个大局这个角度安排好这一半后进青年的教育问题，职业教育只是这一半后进青年的教育选择之一，本意其实是为了让这部分不太爱学习理论知识的孩子学点儿多动手少动脑的技能，以便将来有点长处能胜任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后进学生需要职业技能来谋生，而不是中国高端制造业需要这些后进学生变成“大国工匠”来推动。谁需要谁的问题很重要，否则走着走着初心就偏了。我们不能用“职业教育”这几个字掩盖了后进学生教育的真相。

把当前的职业教育捧得太高不但不符合现实，而且逻辑上也不成立。我们要强攻高端制造业，我们需要掌握了尖端技能的高级技工，那么这种“大国工匠”级别的高级技工从哪个群体中产生呢？从中考高考成绩排名的前一部分群体还是后一部分群体？如果仅仅因为成绩排名靠后的群体接受了所谓的职业教育，就认为“大国工匠”应该从这部分群体中产生，那么“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的高分群体干什么去呢？谁应该主导未来的高端制造业？

8月4日全网热传着北大教授姚洋的一篇访谈《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第一财经），姚教授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姚教授的意思很明确，未来智能制造下的数控机床要开得好，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化知识，文化知识就是悟性，就是智慧，至少要接受过高等教育才能有这种悟性和智慧。开数控机床的工资应该挺高，在内卷日益严重的当前和未来，上了普本的高分群体会把这些高端职位拱手让给职业教育群体吗？肯定不会。

所以，不是说“产业升级、高端智造”这块大饼就是留给职教群体的，目前的职业教育不等于产业升级高端智造。很多建言者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在话语上把职业教育和产业升级高端智造绑定，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我们社会的竞争已经激烈到目前这个程度了，哪里有肉，分食者就会云集哪里，“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的人永远跑在最前面，可以肯定，产业升级高端智造最肥的肉都会被跑在最前面的这部分人分食。这种争抢也是我国社会活力和发展动力的源泉，是应该鼓励的。

这么一说其实就清楚了，教育培养后进学生和产业升级智能制造其实是没有多大关联的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后进学生 ≠ 职业教育 ≠ 产业升级智能制造。

国家要搞产业升级智能制造，并准备以此为国之根本，那就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中考高考成绩排名的前半部分青年身上，更多寄托在985、211（双一流）大学毕业生身上，就应该在这些好大学里加强工科教育甚至职业教育，争取让“更聪明、更勤奋、更自律、更有执行力”的人担此重任。

国家要培养好后进学生就应该加大对后进学生的教育投入，并加强调查研究，从技能教育、社会适应性教育、商业服务业能力教育、劳动意识培养等多方面入手，找到适应这些后进学生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用后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把这些“或不聪明、或不勤奋、或不自律、或没有执行力”的青年培养好。

所以，培养后进学生、发展高端产业，这是两个关联度很小的事情，决不可将两者捆绑在一起企图同时实现，否则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逻辑谬误。

二、我国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应立足于中低端劳动者的培养，而不是高端技能人才的培养

现在关于职业教育的统一话术是“为高端智造培养技能型人才”，这话当然也对，可是这一目标没有瞄准困扰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最难最痛的点是什么？

不是高技能人才的欠缺，而是普通劳动者的严重匮乏。普通劳动工人的日益匮乏已经在动摇中国制造业的根基了。

“央视财经”的《经济信息联播》报道：近年来，制造业工厂似乎成了就业市场被遗忘的角落，不是老板挑工人，而是工人挑老板。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制造业发达的地方，招工难的现象已存在多年，如何招到工人，如何留住工人，已经成为制造企业最难解决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多不愿意再遵循父辈的工人职业路径。《人民日报》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高达73%的企业都面临招工难。

前段时间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制造业招工越来越难，年轻人到底去了哪里》（点击阅读），在湖南长沙蓝思科技工作的学生找我给公司推荐员工，直言现在企业招工太难，他们公司的薪酬待遇相当不错，可依然很难招到工人。而他们公司用工门槛很低，简单说就是身体健康，稍微识点字，符合法定就业年龄就行。

制造企业用工荒越来越厉害，而我国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工厂”，制造业是我们国家的根本，缺乏制造业工人，制造业这个“立国之本”恐怕就危在旦夕了。

显然，普通工人匮乏带来的“用工荒”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紧迫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分析，在我们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明明人满为患，为何却又“一工难求”？工人， 尤其是年轻工人都去了哪里？

“央视财经”说了这么几点：1、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创历史新高；2、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总数已突破700万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那也就是说，全社会的年轻人，一部分上大学了，有了高学历就不想进工厂从事制造业了；而没有上大学的，很多人选择从事快递、外卖等行业，不想进工厂。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在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上做直播，赚个几块钱的打赏或广告分成，还有像董明珠说的，开个小网店，每月赚个一两千也觉得挺好。这些七七八八的去向，把年轻劳动力都分走了，所以没人进工厂当工人了。

我们的职业教育既然想给制造业输血，同时也想给接受职业教育的年轻人以职业出路，且这些年轻人又是中考、高考中成绩较低的那部分人，那么，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和个人发展的需要，把这部分学生向制造业引导，把他们培养成适合当前制造业需求的普通工人，恐怕比培养成所谓的高技能人才更有利于国家。

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前制造企业更多需要的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可能是未来的需求，但企业对普通劳动者是“等米下锅”的紧急需求状态。教育应该为国家的产业服务，劳动者教育程度的高低应该符合国家的发展现状，超越产业发展现状的人才培养，不但会造成教育的浪费，而且会让受教育者高不成低不就，觉得自己是高技能人才，而不愿意下车间。

无论普本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习惯于把自己捧得高，这就使得身份高级的毕业生与当前的产业现状难以匹配。可实际上，无论普本生还是职教生，大多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算学到了一点什么高级的技能，到社会上大多都还用不上。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力资源浪费是个普遍现象。

这种不匹配既是企业的难处，很多时候也是个人的悲剧。因为我国这个“世界工厂”所提供的大量岗位是制造业岗位，而如果大量青年不去制造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找不到谋生的工作，于是要么啃老、要么躺平、要么做“三和大神”、要么胡乱游荡，甚至去做传销，这对青年的发展非常不利。

看到过两则消息，无限唏嘘。

2021年1月B站23岁男主播墨茶被活活饿死的消息曾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这个98年出生的小伙子今年才23岁，一米七八的身高，200斤左右的体重，职高没读完就辍学，之后就是宅在家玩电脑不愿意工作。因工作问题，与母亲矛盾很深，遂离家出走，在外独自生活。去世前墨茶主要以剪辑游戏视频和进行直播为生，是一名B站的男游戏主播，但直到他去世之前，他的粉丝数量大概只有二百个左右。靠直播他赚不到钱，贫病交加，为了生存，他骗过很多人的钱，常常为一日三餐发愁，最后被发现死在了出租屋中，网友认为他是饿死的。

2017年央视《心理访谈》栏目推出过一期节目《啃老十年的背后》，一个叫范成金的农村女子高职毕业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就窝在家里啃老，到了33岁还要靠年迈的父母养着，父母因为对女儿啃老不满，一家三口每天吵得鸡飞狗跳。

其实职校毕业后啃老不工作的情况绝非孤例，我在水木社区上就发现过这样的帖子：

看了这些例子，读者们应该可以理解我前面说的，普通劳动者不去制造业工作，既是制造业的不幸，可能也是某些个体的不幸。上文举的三个例子无一例外都是职教生，当然啃老不工作，普本硕士博士都有，前几天还看到一个复旦学霸、37岁博士回村啃老的报道。在百度输入“博士啃老”，发现啃老的博士也是一堆一堆的。但啃老的职教生显然更多。

上文的例子中，如果能把这三个人引入制造业，让他们靠体力劳动赚钱，他们肯定会活得更好，可是这三个职教生接受完职业教育却没有去制造业。

所以，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国把职业教育就定位为中考高考成绩靠后的这部分青年应该接受的教育，那就不应该把他们视为能担当大国工匠的高精尖技能人才，而应该把他们视为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推动我国的产业升级和智能制造，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工作可干。他们的工作在哪里？主要在制造业！

但是现在，我们的职业教育在制度设计上逻辑是混乱的。我们没有把这些数以千万计的职教生往制造业有效引导。什么叫有效引导？就是在学生求学期间，让他们全部进入有规模的正规制造企业，像全职员工一样去工作，像全职员工一样去拿薪水。对职教学生的劳动素质养成，比技能教授更重要。制度设计者一定要明白，绝大部分制造企业所需要的劳动者根本不需要任何特别技能，只要是个劳动力健全的人就行。

现在的职业教育，给学生技术技能没教授多少，却把学生内心的预期抬得很高，每个毕业生都觉得自己是高技能人才了，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学的那点所谓的高技能没有应用场景，但他们意识不到。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加深了他们对制造业岗位的鄙视，反正就是不愿意去从事制造业。学了技能却没地用技能，于是，所谓的职业教育，效果归零了。

综上，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者应该给职业教育进行重新定位，到底要为还没有建设好因而没有什么岗位的升级产业智能制造培养高精尖的工匠呢，还是为已经在我国规模巨大且虚位以待的中低端制造业培养普通劳动者？这得有一个基本定位。考虑到现在绝大部分城乡青年都会接受初中后教育，也就是说，普本生、职教生的总规模基本上占去了我国所有新增劳动力的绝大部分，如果这绝大部分新增劳动力都认为自己是牛逼的高科技高技能人才，都不愿意作为普通劳动者进入制造业，那么我国制造业到底应该由谁来支撑呢？失去了制造业的根基，我们以什么立国呢？

因此，职业教育培养普通的制造业工人已经是唯一的出路了。普通制造业工人如何培养？基本不需要太多培养！前面说过，劳动力健全就能胜任绝大部分制造业。所谓培养普通劳动者，主要是培养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

当前阶段，青年人的劳动意识已经很差了，那么多青年选择搞直播装疯卖傻、开小网店月入一二千、在家啃老、做三和大神等，宁可贫穷地活着，也不愿意出力气去工作，主要原因是不热爱劳动，没有劳动意识。为什么？因为大部分年轻人从小到大就没有参与过体力劳动，干什么都嫌累，不知道劳动为何物。

那么，乘着他们接受教育的良好时机，打通从学校到大企业的用工路径，用正式的工作来培养青年的劳动意识，用工作的报酬来刺激青年的获得感，干一两年，年轻人也就习惯了上班赚工资的生活。以后毕业了，就算他们中的很多人要选择别的职业，这段劳动的经历也一定是他们财富，如果他们在其他行业混不住了，至少知道，去制造业参加劳动并没有那么难混，算是有退路。

鉴于上职业院校的学生，是以农村孩子为主体的，让他们去工厂劳动，每个月赚个三五千甚至六七千元，这种赚到钱的感觉，对这些从小零花钱就比较少的孩子来说，比什么口头的教育都更来劲。

有人可能要说，当前职业院校的“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等措施可不就是让学生去企业工作吗？跟你说的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

2021年7月网上爆出，湖北十堰一所中专学校的学生被学校安排到深圳实习时，17岁的男学生余某因故跳楼身亡。

下面截图是凤凰WEEKLY新媒体官方账号“观象台”关于此事的官方报道：

凤凰WEEKLY在后续的报道中揭露，该学校此次安排学生赴深圳实习过程中，有多项违反2016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的行为，如学生没有与实习工厂签订协议，学校违规与从事劳务派遣的中介机构合作，违规安排学生加班和夜班等。

可见，当前所谓的“校企合作、顶岗实习”有多混乱，可以说湖北这个少年的死只是这种混乱的冰山一角而已。职业院校学生的“顶岗实习”给了实习学生很差的体验，最大的问题如上面报道中所言“正常工人一小时工资26块，顶岗实习的学生只有14块”，其实就是把学生当成廉价的劳动力在压榨而已。这种压榨，加深了实习学生对制造业的厌恶感，这更会导致学生毕业后逃离制造业。

主管部门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职业教育的学生是普通劳动者，职业教育要以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为核心，因此必须给学生全额发放劳动报酬，甚至为了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国家还应该给一部分补助，并免除实习期间的学费。这七七八八的利益加起来，一个上职校的学生下工厂工作一个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他们能不去吗？

对于制造业来说，数以千万计的年轻劳动者从学校里释放出来，普通工人的用工荒就会得到显著缓解，制造业应该就不会有现在这么艰难了。

三、应该给资本参与职业教育更多的法律保障，引导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

上文说的是职业教育的现实发展。认为职业教育重点是培养普通劳动者，要立足于养成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这是出于现实国情的一种务实考量，虽然务实，但境界太低。不管什么事，要脚踏实地，也得仰望星空，否则会没有前途。

国家千行百业，大部分制造业是中低端产业，需要普通的劳动者就可以了。但总还是有很多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如智能制造和互联网行业，这些产业确实需要有较高意识、思维、情商和技能的新型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也需要这些产业中的公司来培养。

所以，向民营资本开放职业教育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国策。当然，国家已经这么做了。正在酝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奖助学金等措施对民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予以扶持；对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还可以采取政府补贴、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扶持措施。第二十六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联合办学，举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

我认为，在当前K12教培领域大整顿的情况下，资本对投资教育的信心受挫，为了让投资者心里踏实，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资本投资教育的利益，这很好。但新法还是应该跳出以前办职业教育的思维框架，应该在鼓励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方面有更开明的态度和更具体的规定，应该把新时代的特点加进去，应该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教育投资企业的诉求都加进去。

我注意到“彭拜新闻”2021年7月30日的报道《立法咨询｜《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文章报道了7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这次研讨会。

这则短短的报道中出现了19张研讨发言者的个人照片，按会场的规模看，应该所有到会人员的照片和介绍都在这则报道里了。我看了一下参与研讨会的专家，全部都是政府领导、顶级大学的教授等，只有两名来自职业院校的专家，一个是党委书记一个是院长。没有职业教育的一线老师，没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代表。我不知道这些人对职业教育了解多少，因此我也不知道这个法律最终能否解决职业教育的一些顽疾，从而为职业教育开辟新的天地。

这也是我写这篇长文的原因，立法阶段，大家还是要多建言。

其实职业教育是最应该市场化的，因为职业教育就是为市场服务的，不走进市场，不与市场结合，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就不可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要创新体制机制，让更多的实业主体加入到职业教育中来，要给参与职业教育的主体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障，要让民营资本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力量。

在K12教培行业因政策变动而发展受阻的情况下，已经上市的教育公司和尚未上市的独角兽教育公司都在寻找新的出路，很多公司已经开始把职业教育定为重点方向。这种情况下，国家无论从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是从这么多企业生存的角度，都应该迅速研讨，在职业教育领域给这些教育公司一片新的天地，用资本的创新力给职业教育带来新的生机。

如前文所言，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对中考和考高中成绩排名靠后的这一部分学生的教育，本质上是如何把数以千万计的后进学生教育好，而不是职业技能本身。如何把数量如此庞大的后进学生教育好，是个很大的难题。学习热情偏低自律性不强没什么目标没太多想法的职教生如何成长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进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甚至成长为劳动力市场上比普本生更受欢迎的劳动者，或许活力满满的民营教育公司有更多办法。国家应该利用好这些资本。

国家目前对职业教育基本上采取大包大揽的方式，一切以政府投资为主，盖校舍、买设备、安排师资等基本上都是以财政来支付，每个学校各自为政，各自建设实验实训室，这些教学场地和设备既达不到水准，又不能满负荷使用，无效和重复建设造成了很大浪费。

如果政府放手让资本去投资高规格的实验实训场地，政府采取购买服务或深层合作的方式，让资源在各校之间共享，让企业把最新最先进的理念、技能拿到这些共享平台上，这对提升职业教育中的技术技能和教育质量一定很有好处。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高喊着对标德国的职业教育，别的先不说，我们应该先对标企业和学校的合作，很明显没有好的校企合作，就不可能有好的职业教育。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中，有一条就是，德国所有企业都可以和职业学校联办教育，只要你联办（也就是说让学生去你的公司做学徒），每培养出来一个学生，政府就补贴给你4000-6000欧元。德国有200多万家企业，接近50万家联办职业教育（比例高达近20% ），大多是西门子博士宝马保时捷等大中型企业。

如果我们的学校与大企业联办职业教育，甚至国家直接赋予大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权利，并制定合适的补贴标准，相信想要赚政府补贴的企业一定会在职业教育上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收入分配的调节、职业教育的质量影响着“双减”政策的成败

目前正是“双减”政策开始落地的时候，也是当局压力最大的时候。对K12阶段学科类培训重拳出击进行规范管理是非常正确的。昨天跟河南某市一个开了几所培训学校的老师聊天，她说她很支持国家对学科类培训的整顿，虽然这个整顿让她自己的生意做不成了，但很明显整顿对孩子和家长都有好处，现在孩子太累了，家长太苦了，前天还有家长交过来一千块钱，里面竟然还有毛票，她看了都心酸。她说如果政策真能达到预期效果，那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那么“双减”政策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我觉得应该从教育全链条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前文所言，我国目前对全体青少年用中考和高考成绩进行了分层，中考高考成绩排名中前一部分上了普本，后一部分上了职校。全社会的工资档次与学历紧紧关联，平均而言，普本及以上学历的工资普遍高于职业教育者的工资，而且很多行业差距非常大，尤其互联网行业，高工资好职位基本上都被好的普本大学毕业者垄断了，金融等多金行业也是排名靠前的普本大学毕业生的天下。这就是现实。有些高薪的公司，给前台负责来客登记的小姑娘都能开出二三十万的年薪，你让三班倒节假日无休还一年赚不到七八万的制造业工人内心怎么能平静？

家长和孩子们参加课外辅导，陷入严重内卷，说到底争的就是这些高薪职位。这些高薪职位以高考成绩为标尺分配给成绩高者，也有天然的合理性。如果如某些专家建议的，打乱这个分配秩序，把机会更多地给到职业教育者，那就会颠覆长久以来全社会形成的评价体系，这会是另一种不公平。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中考高考成绩高者上好大学，上好大学者得好工作拿高工资，但工资要限高，限完之后的高工资要缴重税，最终的结果是，高薪职位的从业者到手工资并不是特别高。同时给制造业减税，帮助制造业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体力劳动的货币价值，让进入制造业的职业教育者最终的到手工资并不低，缩小普本生和职教生在工资待遇方面的差距。这才是减缓教育内卷落实“双减”政策的根本。

目前我们已经建成了小康社会，下一个目标是“共同富裕”，如果不对获得垄断利润、超额利润的行业的超高薪水做出限制，不对高收入者课以重税，而任凭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则由收入差距传导给教育的极端竞争就不会减弱。为了获得未来的高收入，在中小学阶段用尽一切手段来提高考试成绩的极端努力自然会是家长和学生的选择，课外辅导将被迫由地上转入地下，“双减”也就不会有实际的效果。

太大的收入差距带来的工作竞争、教育竞争让我们全社会的竞争烈度实在太大了，大到大家普遍缺乏幸福感，大到年轻人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这直接危及到了国家发展的根本。所以我们要从收入差距上进行调整，减缓全社会的竞争烈度，当整个社会不再这么残酷竞争的时候，教育的竞争也会缓和。

想想看，我中考高考虽然没有考好，虽然没有读到好大学，但我吃苦耐劳，我进工厂一样不少赚，那我干嘛要拼死拼活地拼考试拼成绩呢？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为什么到头来就学不像呢？因为在我国，你当个制造业工人，又辛苦又没钱，收入差了别人一大截啊。而在德国，其税收和薪资制度决定了，无论你上不上大学，当白领还是当蓝领，收入差距不会特别大，牛校毕业生和职校毕业生没有天壤之别的人生，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靠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靠自己的专业技能用体力劳动挣饭吃，在社会上不会被歧视。日本也一样，日本的蓝领阶层收入也不低，整个社会的整体收入差距也不大。

可见，当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分配不是被考试成绩分出天壤之别的时候，这个社会在教育方面的竞争烈度就会下降。所以，我国要想减缓教育的竞争烈度，得先减小职场薪水的天壤之别。

当前看，我国的时代指针可以说已经开始从“效率”拨向“公平”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多种因素的推动，最大的因素就是人口出生率的骤降。全社会收入差距太大，导致竞争烈度太大，导致年轻人极度焦虑，甚至不满，有些年轻人选择躺平，有些年轻人无力恋爱结婚生子，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已经汹涌而来。不扭转这个局势，别说将来我们会超过美国了，说不定我们会比当下的日本更惨。当人口从14亿猛烈降至六七亿的时候，这个过程的痛苦恐怕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很难承受的。前段时间我写的《未来15年将新增3.8亿退休老人，没钱养老？或许农村老人的养老能给我们启发》（点击阅读）讨论过这个问题，算说得比较到位。

其实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建成了小康社会，大家的日子普遍都好了，不至于没钱生孩子养孩子。前几天我在甘肃转了一圈，在多个城市和很多人聊过，我发现农村和小城镇生育二胎的比例非常高，这些小地方的父母没有学区房的概念，不焦虑课外班，生活平静，怡然自得，这难道不是好日子吗？怎么大城市的人占着好资源拿着高工资，却把自个儿逼成了活不起的样子，只能说“人心不足” 啊！都对身外之物看淡一点儿，别老想着当人中龙凤一览众山小了，活得那么累，何必呢！

中国人啊，就是太上进了，不出人头地不罢休，人人都活得那么拼，导致全社会的竞争烈度太大，最终就是大家都忙着竞争去了，没时间感受幸福，所以幸福感很差。中国人最大的幸福，可能就是在深夜数钱的时候。唉！都已经有钱了，能不能悠着点过日子？年轻人能不能别太心急？

国家要用政策和法律调节收入分配，接受职业教育的普通劳动者群体也要发愤图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体力劳动者已经开始短缺了，建筑等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时薪已经很高了，未来只会更高，因为建筑工地上已经很难看到50岁以下的农民工了。我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更加切合时代的需求，教给职业教育者赚取高薪的能力。未来如果上了职校后也能赚到不错的薪水，上课外辅导班的需求就不会有那么强烈了。所以我说，职业教育的质量也影响着“双减”政策的成败。

五、取消中考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是减轻“双减”阻力的当务之急

最近“双减”政策一落地，比教培机构还着急的，是报培训班的家长。狂热的校外培训其实是由家长和学生的需求推动的，而参加校外培训最多的是小学和初中的孩子。为什么？因为初中毕业时就要面临人生最重大的分水岭。初中升高中时“普职比大体相当”是当前的一项基本国策，不管各地的具体执行力度如何，孩子们上普通高中越来越难已经是不争的现实。

北大教授姚洋在《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的访谈中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

姚教授的这个观点我在2020年5月的文章《普通高中太少，让更多的孩子上职高，这种工业时代的思维，适合商业社会吗？》（点击阅读）中详细论述过，这篇文章说出了家长们的心声，仅在今日头条就有2600条评论，从那些评论看，绝大部分家长是不认可利用中考进行普职分流的。希望教育主管当局能听取民意，尽快调整。

如果初三毕业时就要“一考定终身”，那么小学和初中的学科类课外辅导班根本就没法管得住，哪个家长敢放手啊！现在孩子本来就生的少，很多家庭都是独苗一根，父母双方都是大学生，甚至985大学出身，奋斗了几十年，到自己孩子这里，初三毕业就上个职高？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的。鸡娃的路上，我绝不敢放松，这是真心话。

如果这个命运大分层能推迟到孩子高中毕业时，那么小学时我会放手，初中时我会稍稍放放手，我相信高中时孩子一定会发力，那时候孩子都懂事了，他的人生他负责，届时如果他不努力，那也怨不得父母。可现在孩子刚上小学，他太小，什么都不懂，家长如果现在不用劲，孩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时就已经没有机会了，这个责任家长负不起。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刘星对母亲的质问也在质问着每一个父母。

我相信初中分流的政策会很快被调整，很明显，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促进人口增长已经成为一切政策的核心了，初中普职分流这一不合时宜且影响出生率的政策怎么会不调整？只是希望能尽快。

有些人反对说，德国的孩子小学四年级一读完，年仅10岁时就面临着“普职分流”，人家父母都能接受，就中国父母崇拜学历，接受不了初中分流。

你怎么知道德国父母都能接受？前段时间人口学家梁建章在《应该避免过早教育分层》的文章中就说过，德国人也在反思他们职业教育的问题，过早分层带给德国科技创新很大的弊端。日本也崇尚技术。可是德日这两个曾经发达到极致的国家，在以半导体、互联网为龙头的新经济方面严重落伍了，为什么？对学生的过早分层是不是落伍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需要多一些制度自信和模式自信。不要言出必“学别人”，中国改开后的40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物质文明，我们应该就回过头来好好研究总结这40年来的成功经验，因为诞生在自己土地上的成功经验更适合自己，别老崇洋媚外，那容易水土不服。

首先，中国这40年的成功是制造业的成功。前30年毛时代打好了工业基础，改开的前20年积蓄力量，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就彻底放飞自我了，几亿农民工走进工厂，只短短几年时间就把我们国家干成了举世闻名的“世界工厂”。在我们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及之后的这些年中，职业教育的作用微乎其微，我们的制造业是没什么文化知识的农民工干出来的。这是我们成功最基本的经验。肯吃苦耐劳的普通劳动者对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

其次，我们的基础教育和普本教育是卓有成效的，教育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充足且优秀的人才，不能对我们的教育妄自菲薄。我们穷国办大教育，自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我们的高校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出头上升到现在的每年900多万，人才培养的质量虽然有点水吧，但是严谨的基础教育打好了基础，粗放的高等教育释放了活力。

国家每年发放那么多大学生的帽子，每一顶帽子都是对一个青年的肯定和鼓励，他们戴上这顶帽子后一个个自信心爆棚地走向了建设祖国的战场，为了不让头上这顶帽子蒙羞，他们一个比一个努力，在生活中历练，在工作中进步，最终大多数人都成长得很优秀。所以高校扩招没什么问题，普本生多点不是劣势，是优势。从我们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成功，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质量一点儿都不差。

不要神话专业技能，不要神话动手能力，生活中用到专业技能的地方不多，你看看你的周围，看看你每天碰到的所有人都是凭什么生存的你就明白了。

不要倒脏水的时候把孩子倒掉。不要学别人的时候忘了自己。

六、总结和建议

显然，在教育制度上目前我们正在“大破大立”，规范K12阶段学科类培训就是“大破”之一，“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就是“大立”之一。打破规则容易，建设规则很难。怎么发展好我们的教育，怎么兼顾现实的利益和国家的未来，当局恐怕也不是成竹在胸，所以教育行业的践行者思考者应该建言。

我提这么几点建议：

第一、组织实业界、理论界、教学一线的人员广泛调研严密论证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

职业教育是与实业联系最紧密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不应该只是教育部门的事。但当前，实业界在职业教育的决策中参与得太少了。我前文提到的7月6日在京召开的“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专家研讨会”上列出的19名专家没有一个企业界代表和一线教师就是明证，虽然有两个职业院校的校领导，可是一般情况下，职业院校的校领导是不上课的。调研不下基层，这样的调研会掌握实际情况吗？

所以，如何给职业教育设计一套全新的制度，必须要有来自一线且具有前瞻性眼光和战略级思维的人来共同商讨，把这么重的任务丢给教育这一个部门，由一大帮没有实业经验甚至没有职业教育经验的人来设计肯定不行，他们不知道企业的具体人才需求和学生的具体状况。且教师群体的眼光和思维本身也有局限，而教育部门的很多领导出身教师，局限性是显而易见。我不是说教师群体的不是，我本人就是二十多年的老教师，我也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局限性。每个群体都有局限性，教师不能例外。

要好好总结改开40年来我们在教育方面的成败得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好好研究总结德国、日本、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成败得失。在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国情，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做一些新的设计。

第二、积极利用民营资本发展职业教育，用法律保障民营资本投资职业教育的利益。

这一点在前面说过，不再赘述。

民营资本也要有点出息，别老想着赚快钱。K12领域的学科类培训那就是赚快钱，这些机构既不生产知识，也基本上不传授知识，他们只是给学生教解题的套路，这个工作除了赚钱外，不产生社会价值，反而加速了教育内卷，对社会有害处。

干点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吧，想想如何把初中高中后那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教育好，给他们能力和素质，这是社会需要的， 也是国家支持的，应该大有前景。

第三、尽快取消中考普及普高教育，把青少年的分层年龄推迟到18岁

取消中考普及普通高考的问题前文说过，这也是最近很多专家呼吁的，他们说的都对，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专家都异口同声地提出“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小学5年，初中+高中一起共5年。6岁上学，小学加初高中10年，16岁毕业，用高考分层。

要我说，这些专家还是太保守了，现在孩子是15岁初中毕业，面临普职分流，你们建议往后推迟一年到16岁，莫非会有很大减负的作用？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尤其欧美发达国家，青少年上大学的年龄基本上都在年满18周岁以后，我国为什么要提前到16周岁？连法律都规定年满18周岁才拥有完全行为能力，为什么上大学要提前到16岁？上大学应该是一个人成年了之后的事，成年人更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成年人才具备独自生活的能力，并能独自负责自己的安全。我国人均寿命都快78岁了，退休年龄都准备推后，一生那么长，为什么要压缩青少年的成长年龄呢？没道理！

至于说国家没钱办12年义务教育，家长不一定要求高中就得义务教育啊，现在的公立高中收费并不高，富起来的家长完全负担得起，只要普通高中敞开大门收学生，收取学费没有问题。

何况，现在办职高和中专砸出去的钱比办普高教育多得多，职高和中专是需要大量的实验实训设备的，但普高基本上只需要教室，实验实训的投资很少。国家有钱投资职高中专，有钱给那么多职高中专生免学费、发放奖学金，办普高这点钱根本不是问题。

第四、高中毕业后一半学生入普本院校，一半学生接受开放型的与企业联合的职业教育

前文说过，对未成年人而言，“教育的保姆功能”要胜过其他功能，我们需要用12年教育把每个青少年托管到18岁成年，这种托管对端正青少年品行防止青少年走上歧路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孩子上普高，能不能人人都学懂高中课本知识并没有那么重要，离家近、家长可监管、学校管理严格对未成年人才更重要。

高中毕业成年以后就无需再监管了，除了考取普本的，另一半分数低的学生就去接受职业教育，而且是开放型的职业教育，入学时间不受限，学习时长不受限。文化课可以依靠免费的MOOC(慕课)资源，当然，如果家长不放心孩子走入社会，那就可以去职业院校学习文化课。总之国家借助MOOC(慕课)平台统一划定文化课学习和考核范畴。

文化课占一半学分，到企业的实习工作占一半学分。具备条件的实体企业可以向教育部申请成为职业教育联合办学单位，为学生提供全职的正式的工作岗位，以同工同酬的方式对待学生，学生在企业上够规定天数的班，企业登录系统申报，学生获得另一半学分。国家补贴企业，补贴工资，让学生获得平均工资甚至平均工资以上的报酬，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意识。

教育企业再联合实体企业开发一些有含金量的职业资格证，职业资格证和毕业证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公认的评价职教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体系。

第五、调整收入分配，减小新兴行业、垄断行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工资鸿沟，减小社会竞争烈度，减小教育竞争烈度。

这个前面说过，不再赘述。

不小心写多了，让您读得这么辛苦，抱歉！

但教育的事，得慢慢聊，聊通透，大家才能有统一的共识。

教育决定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未来，我们必须要用心去做。所以，有关教育的文章我们有必要用心去写，有必要用心去读。

本号作者杨昇介绍：

本文笔者杨昇，高校教师，喜好写作。公众号发布原创文章400多篇，单平台阅读量10万+文章20篇，全网阅读量数千万的文章3篇。其原创文不但在全网的传播有广度，更有高度，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一文更是引爆了关于“社区团购”的话题，随后的舆论海啸导致了最高层系列政策的出台。近几年来担任多家公司的公关顾问，在这些公司公关的艰难时刻，亲自操刀高质量公关文帮助公司渡过难关。

长期提供公关文、演讲稿、广告软文、策划文案等的代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