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船》是作家曹文轩的父亲生前讲过的一个断断续续的故事，直到2021年4月，他才将这个一直生长着的故事打磨得足够雅致，慎重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虽然时间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但对于今天的大小读者而言，仍然有一种强烈的震撼感，让人禁不住深深地反思、珍惜今日之幸福生活。

《贼船》的结构严谨，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且环环相扣，以底层人物的生存活动为中心，展开了一部关于自我救赎、悲悯、温暖与凄凉叠加的人间悲喜剧。作者将一个孤儿的行动“靠近贼船—离开贼船—重返贼船—火烧贼船”为主线，穿插在起起伏伏的故事情节中，演绎着凄美的人生百味与悲欢离合，将孤儿内心的挣扎与成长的蜕变在情节的推进中清晰而圆润地表达在读者面前。

13岁的男孩铜锣在风雪交加的乞讨路上，因为长久的饥饿、疲惫、寒冷而不幸晕倒，被一艘小船的主人瓜叔救助，从此跟着他漂泊在船上。当铜锣知道救过他性命的瓜叔居然是贼的时候，内心泛起了层层不安，他决意离开这条贼船。心中的“正义”与“邪恶”如同两头猛兽，一遍遍上演着激烈打斗的场面。瓜叔试图驯服铜锣，让他认为生活本该如此，但铜锣经过短暂的迷失之后，及时清醒过来，脑海深处有个坚定的声音在警示他：他不想拥有跟瓜叔一样黑亮的贼眼，他不能当贼。当瓜叔用逼走的方式威胁他去偷一只南瓜时，他用自己的方式反抗——“他没有看南瓜，而是往天空看着。”“铜锣不知道为什么哭了起来”“他很快就摘下了那只南瓜，可就在瓜叔准备拔起竹篙撑离此地时，他却突然从船上跳到地里，随即发疯似的将那些南瓜一只一只地摘下来，‘咚咚咚’地扔到船上，不分大小，他见着就摘，不一会儿工夫，就将瓜地糟蹋得一塌糊涂。”有天，铜锣再也压不住跟贼一起生活的耻辱，带着一只碗和不久前救助的小野鸭芦花离开了贼船。在一路的逃亡和乞讨中，他被坏孩子殴打、被冷眼相待，几经波折，不得不带着捡来的羊回去寻找瓜叔，因为自己尚小，还不能单独面对惨淡的生活。苦于生存的无奈，他对瓜叔做贼的不满只能用“消极怠工”来代替，两人彼此之间的对抗，实则是人性的挣扎与矛盾。当铜锣被瓜叔唆使放火掩护，调虎离山，偷走曾经送他热饭的芹芹家的白牛的时候，他似乎失去了主心骨，木然地听从瓜叔的蓄意安排，在人们的救火声中骑着白牛离去。然而，当在火镇与白牛主人落魄的一家相遇的时候，深深的负罪感再次袭来，他努力给女孩芹芹和奶奶寻找过夜的地方，还走街串巷为他们乞讨食物，补救着他和瓜叔做过的错事。

在《贼船》中，曹文轩将每个人物刻画得恰到好处，或饱满，或留白。瓜叔的心中再次涌现出怜悯之情是在他收留了第二个男孩桶的时候，本来他也想像驯服铜锣一样驯服他，让男孩来做自己的“帮手”，但遭到了铜锣的仗义反抗。他坚决不能把眼前的小弟弟带坏，不想他知道自己和瓜叔都是贼——“他尽量不去看桶的那双亮晶晶的扑闪扑闪着的眼睛，也尽量躲着桶的身体”，为的是带给这个小男孩最纯真最干净的情感，哪怕是善意的蒙骗。一天，趁瓜叔不在，铜锣送他一只碗、一根打狗棍，教会他乞讨，还给他备好了包裹，里面装着棉衣、棉鞋和一点零用钱，赶着他离开贼船。尽管现实生活残酷，铜锣再次救下乞讨中即将饿死的桶，带回到贼船，但铜锣的底线仍在，心海深处依然有一片如同蓝天一样的纯净和美好。

与此同时，瓜叔的内心也因为铜锣的种种对抗而发生着变化。当他们落入强盗团伙的时候，面对头目黑蛾子的诱惑和要挟，瓜叔拒绝入伙，不得已留下铜锣作人质。三天后，瓜叔不惜重金将人质赎回，慈悲父性显露无遗，他带着两个男孩风雨度日，与后面不得已做贼的坦诚叙述承接在一起——他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不幸被贼偷走，妻子疼病身亡，一个人被困窘的生活所逼迫……

当贼船离开火镇的时候，铜锣放飞了野鸭芦花，暗示他离开贼船的意志坚决。在瓜叔去做可能是最后一宗生意偷窃珠宝的时候，半夜铜锣听到阿娟对瓜叔的劝勉“你总是对我说洗手不干洗手不干，除非哪一天有个人把那条船点着烧掉”。铜锣把贼船撑到大河中央，用红泥炉里的曾给他温暖和食物的火点燃了贼船，断了瓜叔的退路，在熊熊大火中完成了最后的救赎。与贼船上潦倒不堪的生活高度反衬的是两艘崭新的娶亲船，富足、喜气洋洋与寒酸、走投无路的船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意象和人物相互交叉嵌合，彰显着故事的张力。

《贼船》的寓意绝非仅仅停留在“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的道德层面，而是以此为意向，发散地书写着当时悲惨无边的底层人物生活。《贼船》上的孩子挣扎在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生存线上，与现在我们的幸福生活形成巨大反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本书或许也可以视为一部面向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生活教育励志读物。

来源：文艺报　|　张冠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