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南》是给杭州作纪，为茶人昭传，替江南写心的大书。时隔二十余年，王旭烽补缀茶人三部曲，“纸上杭州”的编年全貌，至此徐徐展开。准确说，它并非续写，而如晴雯补裘，故事完型。小说人物之多，关系之繁，是史气与文气兼胜的长篇。杭家几代人专奉茶事，以杭嘉和为轴心，上续其父，中写兄弟，下启子侄后辈，勾联起1940到1960年代的叙事断层，它本是四部曲中的第三部。

家族叙事也衍射出繁茂的“树冠”——温润如水的日本女人叶子，我行我素的方西泠、蛮横任性的黄娜，以及簇绕杭家的众多子侄。杭府形成大观园式的空间叙事，聚合所有分岔的故事谱系。有寄草和罗力的悲苦之爱，杭盼与曹家远的情路艰辛，也有嘉平常年漂泊，游走国共，争取和平。可以说，这个家族就是当时社会的象征缩拟——离散与变乱，重组与复合。它以极佳视域，深曲写出家族背后的民族气性——超乎寻常的包容、忍耐与仁义，对女人，友人和宗族的情分担当。只有如此，才会收拾、维系家庭的整全，唯经其风雨，方可受历史之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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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之外是激荡的“历史景深”。无论旧文士陈布雷，浙大校长竺可桢，浙江省主席陈仪，还是下野的蒋氏，都于江南，做出历史抉择。我以为，王旭烽笔下有“两个江南”：一种是记忆静美，田园栖所，排遣“忘忧”(如杭家茶庄之谓)；一种是战乱流离，民生艰难，谋求和平(如嘉和嘉平之名）。“江南”蕴含兄弟二人，出世入世，进退之间。嘉和安家，嘉平为国，家国同构，是小说的真意格局。

如此细密的绵延流动中，纷繁的人物，与世偕同。如果小说有一个内在主题，那就是“时间”本身。它是一座城，一族人，观照几代世情。“这部作品的创作，于我而言最大的感悟便在于我意识到小说中从来就没有边界清晰的断代史……有的只是朝代更替间连绵不绝的人的心灵史、命运史，无论历史如何前进，文化如何演变，人世如何变迁，天地如何折裂，人的心灵和命运都是在连贯中进行的”。

作家的情结倾斜于烟火漫卷，家族变迁的微分镜头里；又兼以宗族写血缘、气运与国脉，阐发中国社会缘何凝聚的底层逻辑。这样一部跨世代的“城市纪”，也是江南的“精气史”。它依赖人物群像的组画卷轴，其间有空间记忆、风俗场景，风物考辨。一部优秀小说托出的远不止故事人物，而是整个周遭世界，它述往以知来。表面看，茶事乃小说主题承载，实则作家有更深谋定。在我看来，她表述了作为文化符号，心理原型和审美范式的“以茶体道”。

茶事的本质，是体认历史的方法视角，待人执事的东方情性，情理之间的清正平宜。王旭烽的纯熟叙述，就存于中国伦理价值的隐秀和韧性中。如杭天醉对兰花之痴迷，嘉和与陈布雷湖上论茗，与洋人记者的“冰茶”之辩。无疑都是托寓，引譬连类，以事理晓喻人情。“兰花以香独步天下，其幽居山间，遗世而独立，知音者方能闻其天地间至香。最极致的花就是只闻其香，人也一样，最极致的人就是只闻其声，最高级的做人就是大象无形地做人”。推演开来，兰蕙心与事茶心，其理一也，都是精诚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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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也探讨叙事与知识，技术与艺术的协调可能。某种程度上，《望江南》延续了“文化寻根”的面向，是另一种书写路径。知识，能否作为小说的方法？许多作家都在知识诱惑前，不能自已，堆砌大量与情境无关，与人物无补，与故事无益的学识。王旭烽却真正发现“知识之情性”，学识包孕着情感、蕴藉与意境。小说里，方言入文，典故寻章，皆在“造境写境”。其意图是坐实历史情境，以密实的风俗场景，维护一种艺术真实。知识是叙事的支流分岔，同时又向文化源流传承探寻。作为叙事的知识，永不满于知识本身，它有不断上升为文化的强大意志。

从茶庄到茶厂的制茶工艺，从古法手工到机械标准化生产。我们发现其中更深的话题——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时与变，始终是小说主题，本质是应时与通变，旧法和新制的统一。“吴觉农先生以为，正是因为中国制茶技术比较落后，可复制性差，要靠人的经验和手工来控制工艺质量标准，所以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让更多的普通人从事制茶工作。”国粹派则认为，“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有灵魂的道器，中国人制茶的技术，是一门既灵活又深奥的学问……因为机械化而失去传统就是暴殄天物。”

杭嘉和的难得，在于既不媚新，也不泥古，他懂得“不移”与开拓，变与常的辩证。他“主张启用机械化给中国人争气，保留老祖宗的好东西给自己留根。他一直认为，世界上两全其美的东西还是能够找到的。”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形式的“体用观”与互鉴论。而制茶态度，也隐喻人物对时局的看法——总是要在新旧，送迎和去留间抉择。

小说以陈布雷葬礼开篇，实际是写旧时代的退场，“旧王朝”的送葬。王旭烽有深沉的历史意识，体现为对大势的感应、召唤与主体力量。她描摹旧中国倾覆时，人物的困厄迷茫，道阻且长；同时，她又兼具一种期待、信念与定力。这种复杂纠结，赋予小说极深的“历史心性”，呈现为历史的负重与效价。和平的新世，需要无数家庭和个体动心忍性，承受苦难。杭家就是其中的历史样本：或亲人被害，或恋人分离，或蒙冤受屈。寄草丈夫罗力的地下身份，无法证实，被视为叛徒。杭盼钟情“国军”飞行员曹家远，后分隔两岸，十几年后曹家远投诚，才得重聚。

小说中“举义”，就是“应时”的历史实践。人物抉择的两难，也成就小说的深度。如何处理小大之义，解决忠孝之全？这是古今人物都面临的困境。难得的是，小说写出一种历史伦理的错觉、表象与倒置。汤恩伯视陈仪为父，视蒋氏如君，最终告发了陈仪。表层看，他仿佛大义灭亲，为忠舍孝。实质却是，以愚忠废民族大义，置百姓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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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启发我们思索：现实主义的底色一定是沉重苦难吗？《望江南》是现实主义的别开生面，如沐春风的轻徐，如涉秋水的疏朗，它是对冲与补色。在我看来，一股名士气的“现实主义风流”充溢而出，既有魏晋品藻的风度，也有郁达夫写冶情于忧患的雅意。它暗合茶人神气，自由又散逸，边缘且疏离，有俭德而精于生活艺术。这种风流，可远绍明清笔记小品，接续了随园、沈复，张岱以来的“文人散气”。

杭嘉和的人格特征即如此，可谓清旷，清醒，独立。他没去国营单位，不想机械工作，也许遗传了范蠡的基因。家族的兴衰荣辱，取决于是否有目光长远，胸有丘壑的掌舵者。正如吴升对孙子所言，杭家在大事上从没失过撇，跟着他们能踏上历史大势。而吴家正因出过汉奸，败落衰颓。嘉和是类似秦可卿一样的“明哲之人”，懂得兴衰有极，盈亏有数，登高跌重的道理。这是茶人的朴素辩证，有形上形下，有器道之别。

采茶制茶，茶具观饮，匠人工艺，茶之器用；背后之深浅、分寸、火候，进退与舍得，茶以体道。它代表中国智慧的核心——“度本体”。如嘉和的茶山，不卖给任何人，而是捐给国家。如他成立茶叶公司，公私合营，保住了五进院子；也看到走出国门，茶叶外销的机遇。可以说，他有节制的充盈，进退的豁如。

茶人茶性，也弥漫于男女情爱，表达出江南性灵。寄草和杭盼，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爱恋。茶树不迁插，情感不迁易。与小说原型不同，王旭烽有意打破了情深不寿的结局。《望江南》写兄弟二人与叶子之间，耐人寻味的三角爱，却没有显出一丝禁忌、艳情与不洁。她用审美态度取代肤浅的道德判断。叶子相失嘉平，后相与嘉和，并无对错。我想，这是情深的另一维度，即男女“默会”之爱，是熨贴的体己。

茶事、情事与时事，构成作品节奏、色调和光影变化，不同叙事单元顿挫张驰的轻重美学。如《三国演义》于战事中穿引文戏，隆中寻访，舌战群儒，皆处于危机叙事的缝隙。《望江南》亦如此，它于吴杭两家斗鸡，腊八施粥之后，穿插动荡时局。嘉平策反，吴觉农探风，汤恩伯告密，其后还有特务机关的动作，如鼓点重音给平和添以风雷。凡长篇，体量宏大者常有僵而不灵，呆而不化，正而少趣的问题。就像船大难掉头，机构难调仓。王旭烽在大气魄里写小气韵，就像戏曲中灵动“小嗓儿”，全是余味腔调，真是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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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杭嘉和为代表的茶人，本就具有高度复合的文化身份。他们既非典型知识分子，却又有深厚文化自信；他们既处工与商，又贯通社会名流与普通民众。我想，王旭烽多年写茶人遗事，源于这是极佳的“取景框”。茶人天然联结了朝与野，庙堂和江湖。这种推拉挪移的镜头，通过历史前台与后幕，中心与边缘，上层与底层的剪接，实现小说难得的叙事纵深，它集局部、特写与全景敞视于一体。

《望江南》有一种“掩映的历史美学”，实事与真人，如碎钻镶于其中。不管政要还是高官，无论学者还是文士，都在小说中各归其位，不抢镜，不跳戏。这依赖高妙的对话意识。换言之，他们与虚构人物形成共振，构成故事的生态，循环的系统，相互生发，而无相克。小说的文本探索，意欲搭建虚构与纪实的“兼容系统”，其功能使两套人物(历史与虚构人物）象征交换价值。这大抵和郭沫若历史剧追求的效应相通，即“失事求似”。它离不开作家的史学功底，对文献、素材和原型的考掘。更重要的是，她将历史真实化解为艺术真实，虚构也看上去更像实事。

王旭烽的书写，超越文学意义的叙事，抵达了更多边界——那里有风俗学、文化地理，也有风物考与地方志。这种统摄而贯的总体性就是一种气象，本质乃是“风云气息”。不止托出茶人茶事的小江南，还要写那氤氲的变幻感，沧桑的历时性。“我眼中的望江南既可以回望过往，又可以展望将来。茶人的品格就是呈现但又控制呈现，温和内敛自矜……它有历史和空间的内涵，可以用文学表现出来。”我以为，望江南中“望”之深意，是以风雅静气对历史离乱变迁的“复观”：一方面，茶事即茶人的守望“执意”。另一面，则是“等风来”的“历史期待”，它将未来包孕于一种历史的现有与持存中。

来源：文学报　|　俞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