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和的母亲就死于那个寒冷的冬天。
她死时是1969年农历正月十八的早晨。
这时，周兴和的大女儿刚出生40多天。
母亲的病其实已经拖了好长时间了。刚开始她还能起床给一家人做饭，干点轻微的家务事。渐渐地，她开始不能吞食东西，就是吃点东西也不停往外呕吐。但她也是和所有的农村人得了病一样，采取的还是那个老办法——拖。在拖的过程中，全靠父亲上山扯把草药给她治疗。但这些草药全不管事。越往后，母亲的病越发沉重起来，逐渐地她不能起床，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连喝口水都很困难了。
“兴和呀，你妈的病这样拖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呀！”兴和上坡时，队里的人都对他这样说——但兴和又什么办法呢？他不但没当家，而且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呀！
万般无奈，最后，父亲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终于在乡上信用社贷了点款，把母亲送进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叫兴和和他父亲绝望的是，她已经是食道癌晚期，无可医治了！哭天无路，入地无门，无钱手术，无钱住院，在医院待了几天，医院也不愿再治，最后他们也只好采取那惟一的办法——抬回家去拖！
这其实就是让她躺在自家的床上，在万般痛苦的折磨中等死了。
望着在病痛中倍受折磨的母亲，兴和常常含着眼泪守在她的床前，心如刀绞痛苦万分。作为儿子，他恨自己无能，不能分担母亲的痛苦；恨自己无钱，不能送母亲到更好的医院治疗；恨老天不长眼，如此残忍地就要夺取母亲的生命——这时，他母亲仅仅才50多岁啊！
屋漏偏遇连天雨。
过了年不久，母亲终于拖不下去了，断了最后那口气。
兴和至死也记得，他母亲死时的那种惨况：饱受病痛折磨、无药可医的母亲，已经面色焦黄骨瘦如柴了，只能是躺在床上没日没夜地呻吟着。到最后，她呻吟的次数越来越少，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父亲只能束手无策地守在母亲床前，兴和只能无言无望地守着母亲流眼泪。母亲临死时那绝望的眼神，那嘱咐兴和微弱的声音，永远像刀刻般留在他的心底。
穷人的命真的就这么不值钱么！
劳累一生的母亲，没过上一天吃饱饭的日子，就这样凄然地走了。
埋葬母亲几个月后，按当地农村的规矩，周兴和当时已经独立成家，应该分家自己过日子了。就在这年四月间，小春还没收，在父亲和他的草药徒弟、兴和的师兄夏瑞安主持下，他和兄弟分了家。
家是这样分的：兴和已经成家了，应该谦让兄弟一点，分得偏房一间；因为兄弟还没成家，为了将来能够找到媳妇，分得正房一间。这些年，家里欠生产队的超支款300多块，母亲医病贷公社信用社的300块，共计欠外债600多块钱，因周兴和是家里的老大，这些外债全部由兴和负责偿还。家里粮食只有两三斤，父亲和兄弟还要过日子，自然就不再分了。
周兴和分家时就住在这间偏房里
分就分吧，但这样的分法显失公平，兴和心里当然有看法——但谁叫自己是家里的老大呢？兴和抬头看了看苍老的父亲，再看了看年幼的弟弟，他的心里很酸涩很难过。他想起母亲临死前对他的嘱咐，想起母亲临死时望着他那可怜巴巴的眼神，他不再想争什么说什么。环视一遍家徒四壁的这个家，即使争，又能争个什么呢？他默默起身走到外面，坐在坝子边的石头上半天没说一句话。
分家那天，一家人连分家饭也吃不起，兴和两口儿还无粮下锅，刚出生的女儿也饿得哇哇大叫。没有办法，还是等到下午生产队分了半瓢豌豆，兴和趁天没黑，把豌豆磨成面，掺了些菜叶才和妻子煮熟吃了顿晚饭。
兴和分到的这间偏房，还不到30平米，阴暗狭小又矮又破，睡觉、煮饭、堆柴草全在一起，连两个人面对面过路都要侧着身体才能通过。房子破烂窄小，没有吃的用的，这些都还罢了，最要兴和小命的，是那欠下600多块钱的债务，不知要猴年马月才能还得清哪！那时，兴和拼死累活上坡干一天活路，还挣不到1角钱；家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喂头猪，只能卖50多块钱！600多块钱，兴和算了算，要几十年才能还得清哪！对于年仅15岁的周兴和来说，这笔钱无疑就是个数不清的天文数字，更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在好多年里都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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