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脉络

一、为什么说“教育如渣男，有钱就变坏”？

二、科研：不会理发的铁匠不是好教师

三、教研、竞赛：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讲桌

四、改革：让教育的归教育，让科研的归科研

五、教师在教书之余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引子

写下“教育如渣男，有钱就变坏”这一文章标题前，我经过了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犹豫不决的是，作为一名站了22年讲台的一线教师，我这么评价教育合适吗？就算这样的评价是合适的，可是我吃着教育的饭，这样骂教育的娘，合适吗？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2024年新年伊始，教育界接连曝出两起震动全网的“恶性事件”，一是2024年1月16日华中农业大学11名学生实名联合举报他们的导师黄飞若教授学术造假；二是2024年2月4日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薛鹏举着身份证在其抖音账号举报她的单位对她的不公平对待，随即薛鹏的举报反转，全网掀起了对“精致利己主义高级知识分子”的批判。

在教育圈、学术圈的丑闻已经盖过娱乐圈的当下，作为教育圈的一份子，我自己都觉得羞愧脸红。高级知识分子向来被称为国之栋梁，理工科的高级知识分子们负责为国家打造国之重器，文科类高级知识分子们负责为民族维护道统，也就是负责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价值观。

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专事投机钻营，甚至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坑蒙拐骗，那这种风气对整个民族对整个国家都是灾难性的。作为教育圈里的人，如果我愿意写论文，那也算学术圈里的人，我觉得我有义务以内部知情者的身份来批判当前的教育和学术，以鞭策同行，警醒当局，推动教育和科研的改革。

一、为什么说“教育如渣男，有钱就变坏”？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教育，就算在国家很穷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也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党和政府为了振兴教育，这些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教育拨付了庞大的资金，可以说当前的教育与“穷”已经不太挂得上钩了。

根据2023年末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2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29.14亿元，首次超过6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8472.9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01%，这已经是自2012年以来第11年做到了“不低于4%”。

近些年来，党中央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教育投入。中央明确了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要坚持“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不低于4%；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这些政策保证了教育经费相对充足的投入，尤其近些年GDP总量大增的情况下，分配到教育的财政支出也是水涨船高。

可是，投入到教育的钱增多了，教育变好了吗？

教育在大量财政投入的推动下肯定发展了，至少教育的硬件提升了不少，一座座新的学校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教室里的桌椅、黑板、电脑、电子屏，实验室里的各种设备都更新得很快。可以说，从乡村到城市，现在的教学条件都没得话说，拿到全世界去比，都不落后。

可是，充足的教育投入也带来了显而易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为了花掉巨额的教育投入，在教师的基本工作之外，设置了大量的“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并给这些项目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支持；然后再把这些“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与教师“职称”绑定，进而把“职称”高低与工资多少绑定，用“利益的旗帜”把广大教育工作者引导到“与教育学生关系不大”的“科研”、“教研”和“竞赛”工作中，导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方面耗费的心力越来越少，而在利用研究和项目给自个儿捞钱捞职称方面耗费的心力越来越多。

这使得本该淡泊名利的教育界充斥着投机钻营和追名逐利的恶劣风气，而且这样的风气越来越盛。

一句话，大量以教育之名投下去的钱，没有落到教育学生上，而是落到了科研、教研和竞赛项目上，这些投给教育的多余的钱严重腐蚀了教育本身，使得老师没有办法心静如水地搞教育，这使得整个教育环境和教育风气严重变坏。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教育大厦将会在金钱的腐蚀下岌岌可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说“教育有钱就变坏”不是说给老师多发点工资，老师就变坏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以教育的名义，投向“与教育学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所谓科研、教研、竞赛项目的钱越多，引诱老师“不务正业”的诱惑就越大，对教育的腐蚀就越严重，教育环境教育风气就越糟糕。

没钱时候的中小学教育是这样的：

老师们100%的心思都在教学上，评定老师工作的唯一依据是学生的成绩，决定老师工资高低的标尺主要是教龄。老师们安安心心地教书，心平气和地熬教龄，育人环境一片祥和。

有钱之后的中小学教育是这样的：

设置很多项目、很多竞赛、很多帽子，把国家多投入的钱向这些项目、竞赛和帽子倾斜，一时间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室满天飞，各种先进、骨干的称号如雨后春笋，中小学副高正高职称越来越多。一些多年没在一线教学或者没有担任主要教学任务的人一夜之间名师光环加身，当然这样的光环主要戴在了领导的头上。

于是中小学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象：从早到晚跟着学生兢兢业业教学的一线老师啥也不是，通过项目拿到高职称和专家帽子但几乎不在一线教书的各种“专家”横行校园，他们对一线老师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充分发挥外行指导内行的不要脸精神，对一线老师各种折腾。

一线老师被摆布得精疲力尽，气得鼻孔冒烟，但敢怒不敢言，始终不敢说出“你行你倒是讲一节课让我们学学啊”这句话。育人环境变得非常复杂且极不和谐，不干正事只负责搞项目瞎折腾的“专家”和一线负责教学的老师之间的矛盾非常大。

这也让一线老师醒悟，光好好教书是没有出路的，你得写论文，你得拿项目，你得在各种比赛上去表演，你得把精力和心思放在教育学生之外的地方。于是中小学的育人环境和育人风气一天比一天差。

没钱时候的大学教育是这样的：

老师们主要是抓好自己的专业，兢兢业业地把课上好，先做好知识的传播者。因为用心教学，所以师生关系融洽，学生有人生的疑惑也会找老师沟通，关键是老师有时间有精力有耐心跟学生交流指导。至于科研和项目，全凭老师的兴趣和国家的需要，有能力有兴趣就写一点，至于正高副高职称能不能评上，反正收入差别不大，一切随缘，教好学生就行，无需钻营打洞搞职称。

新中国建立后的1952年进行了高等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同时对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体系进行了调整。那时候的大学老师没有整天想着写论文申项目搞科研，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却成就显著，在一个百废待兴且文盲率极高的国家，我们的高等教育本着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为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底子。

在高科技领域，那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也颇有建树，两弹一星的成功、牛胰岛素、青蒿素的合成等全球领先的科技突破都得益于那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我国迄今为止唯一的自然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那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培养的。

有钱之后的大学教育是这样的：

每个大学都在争排名，因为排名决定着大学获得拨款的多少。排名按什么排？重点大学按照教育质量、社会声誉、国际化程度等来排名，而教育质量方面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科研水平，老师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老师获得的基金项目的数量、档次和金额等是最主要的指标，此外学校获得的竞赛奖项、老师主编的教材数量、精品课程建设数量、教学资源库建设数量等都是主要考核指标。

学校为了争排名，就在这些可量化的项目上放肆砸钱。本来国家投入到这些项目中的钱已经够多了，但学校为了鞭策老师，防止老师躺平，就把老师基于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后应得的报酬想办法扣一部分出来，奖给搞项目的人，导致一般高校专心教学的老师穷得叮当响。

据我所知，全国范围内，省级主管的高校，老师的基本待遇普遍都很差，甚至比中小学老师还差。这些学校的老师如果只做好教学工作，真的会很穷，所以只能按照单位的要求去做科研、教研等项目赚钱。

2023年12月末有个网红事件颇受关注，湖南长沙的“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有教师代表向学校反映：“青年教师每月发放四五千元工资，难以养家糊口。建议青年教师的绩效工资能每月足额发放”。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站12月初公布人事处的答复称，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学校的相关方案，基础性绩效工资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比例由原来的各占70%、30%调整为各占60%、40%。

这一热点事件揭示了一般高校这样两个现实：1.尤其省属高校，老师的工资确实很低；2.基础教学工作所对应的劳动报酬被压缩克扣，挪用到各种能提升学校排名的项目建设中去了。

可见，这些年国家对教育的巨大投入，并没有推动教师基本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增加的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基本教学之外的各种项目中去了。做项目的过程，其实就是分配资金的过程，大量的教育经费随着项目被分配了出去。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老师在完成基本教学工作后还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做项目做科研，干活了就得拿钱，天经地义。当前各种花里胡哨的项目层出不穷，一篇科研教研论文奖励多少钱，一个科研教研项目奖励多少钱，一个竞赛获奖奖励多少钱，编一本书奖多少钱，这些都归为“绩效”。只干好教学工作，那你的绩效工资就会很少，有些老师年底的绩效比别的老师一年的工资还多，高校老师绩效差距越来越大，高校的贫富差距让人瞠目。

自古以来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是教育学生。可是当前，从中小学到大学，教师最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教书了，而是对照着“绩效分配办法”和“职称晋升条例”去挣绩效攒条件，而这些项目中的绝大部分与教育学生没有关系，比如科研和教研成果，以及各种获奖证书。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老师不是圣人，老师也得养家糊口。如果教育部门在微薄的教师基本工资之外，设置了大量可以赚钱的项目，而且还用一些手段驱赶着老师必须去做这些与教育无关的事情，那么老师在诱惑和压力之下对这些可以增收的项目趋之若鹜，也是人之常情。赚钱，不丢人！

有人可能会说，通过绩效考核激发老师的积极性，让老师努力工作，难道不对吗？人民的教育事业难道不需要老师通过努力工作向前推进吗？那些说三道四的老师，自己又懒又无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岂有此理！

那好，让我们看看老师在基本的教学工作之外所做的科研、教研、项目和竞赛等到底价值几何，到底对教育事业本身有没有好处。

二、科研：不会理发的铁匠不是好教师

当前中国是全世界“科研”第一大国，2022年，在全世界178个学科中的159种高影响力期刊上，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为16349篇，占世界总量的30.3%，排名世界第一位；2023年更厉害，截至2023年7月，我国热点论文数量占世界总量的45.9%，排名世界第一。

这还只是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期刊上的发文，如果算上中国国内多如牛毛的中文期刊，以及国外没什么影响力的“水刊”，那么中国每年的科研论文生产量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而中国这么多的研究论文，绝大部分都是1880多万教育工作者撰写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是我国的“科研主力军”。

作为教育工作者当中的一员，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每个教书匠就能同时是一个科研工作者？逻辑在哪里，依据在哪里？教育工作者何德何能，就一定具备或者引领高科技，或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或者纵论微观经济宏观政策甚至世界和平的学识和能力？教育工作者有这个智慧吗？

如果在100年前，说教师是社会的精英人才，那么在90%以上的人都是文盲的当时，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可是在每年大学毕业生人数超过1000万（2023年是1158万）的今天，还说教师就是社会的精英人才，就是应该通过“搞科研”来引领社会发展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不能让人信服的。

毕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到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1836亿，再加上最近3年共3143万的大学毕业生，目前我国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已达2.5亿，硕士博士的数量也已经非常庞大。1880万教师是2.5亿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中的少部分。可见教师不代表社会精英，更不代表科技的高精尖。

实际上，绝大部分教师的职业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社会工作经验，没有在生产一线研发和在销售一线营销的经验，技术技能也好，社会经验也罢，都是欠缺的。谈论生产技术，教师可能比不上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谈论营销思维和经济见解，教师可能比不上活跃在工商业一线的经营人员。

何况很多一线人员的学历并不比教师低，一线人员中的本科、硕士、博士非常多啊，那么，为什么大量的科研论文没有出自生产经营一线的人员之手，而是出自围墙内的教师之手呢？合理的逻辑在哪里？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现状？

绝大部分所谓的科研论文都是垃圾，这个绝大部分恐怕超过了99%。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科技狂人”马斯克说的。马斯克对现在的学术论文感到十分厌恶，他对学术界论文的“注水”表示质疑，他认为现在全球99%的论文都毫无学术价值，因为真正的先进科技是不会直接体现在论文上的。以至于他举例说，中国的航天创始人钱学森回到中国后，一份论文都没写，但丝毫不耽误他在全球航天史上的历史地位。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述：“更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学校落后于社会发展，不仅我们，全世界的高校都有如此的迹象，社会走在了大学的前面。大家看到很多新的颠覆性的技术产生，不是在校园内产生，是在校园外产生，企业现在所拥有的技术水平，远远高于高等学校。他们所用的设备、装备、理念比我们学校培养孩子的那些教材与模式都要先进。”

连著名的985大学都落后于社会发展了，还逼着那些一般本科院校、专科院校、甚至中小学老师搞科研发论文，有什么意义？科技发展到如今的地步，创新、发现和发明是随便一个教书的老师就能突破的吗？

这也是当前学术圈教育圈丑闻频出的根本原因。本来“科研”是应该由少数高级人才去做的极高级的事业，但是当我们把教师等同于科研人员，进而用“科研论文”去考核教师的时候，一切都变质了。

教育圈里的绝大部分科研不是为了创新，只是为了评职称拿帽子，只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已，它与科技创新和大国崛起没有一毛钱关系。既然科研是个牟利的工具，那么弄虚作假就是必然的。层出不穷的学术丑闻就是我以上论断的有力证据。

不是我污蔑教师群体做的科研，我相信大部分教师都同意我的说法。教育圈之外不了解这些事的人可能还有些疑惑，但其实任何事情的真相，我们都可以从哲学的高度和逻辑的角度去思考，不管什么事，逻辑顺畅了，种什么因才能得什么果，如果逻辑不通，肯定因果背离。

综上所述，因为学校落后于社会，因为教师没有一线的实际工作经验，因为教师的学历也并非全社会最高，那么教师能做出什么创新呢？教师没有创新却撰写了最多的科研论文，这样科研论文又有什么价值呢？与垃圾有什么区别呢？论文没有价值，但为了牟取利益却还要猛产高产，可不就是“伪科研”遍地嘛。这就是基本的逻辑。

什么是“伪科研”？我认为至少包括两类，一是如华中农业大学黄飞若教授利用假数据造出来的假论文；二是“屎上雕花”式的不造假但却无用的科研。目前公然造假的论文比例较小，因为造假风险太高，而“屎上雕花”式的论文却多如牛毛，而且不违法不违规。

我必须要强调，什么事都不能绝对地一棍子打死。我不否定全体教师的科研，相反，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我国顶级大学里面那些真正有创新能力且能沉下心来搞科研的顶级学者充满期待且敬佩不已，我国的很多重大科研也都是从大学校园里出来的。

但是，不能因为顶级大学里的顶级学者做出了有价值的科研，就让1880多万教师都做科研，并且用科研来考评所有的教师。实际上985大学之外的学校能做出有价值的科研的可能性很小，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教育和科研混在一起，让所有的老师都“重科研而轻教学”呢？

对于绝大部分学校和绝大部分老师而言，能把“教育”这点事搞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社会发展这么快，技术迭代这么频繁，理念更新这么迅速，老师们能通过学习紧跟时代步伐，能给学生教授与时俱进的知识，就已经是很好的老师了。实际上，因为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影响，大部分老师都做不到这一点。

能不能让绝大部分老师就踏踏实实地做一个知识的传播者，把前人的智慧高效且没有遗漏地传递给学生，辅导学生学明白想清楚，并关心学生成长，辅导学生进步？老师就干这点事，拿与之匹配的劳动报酬，可不可以？不要逼迫老师去搞“伪科研”可不可以？

前文我说老师何德何能，有什么能力和智慧去引领科技指点江山，我想到了一段亲身经历。

我是1998年上大学的，上的是国内排名前列的经济院校，学校被称为金融界的“黄埔军校”，后来我们学校与某985大学合并了。按理说我们的老师也算国内经济学界的翘楚了吧，他们一个个言必称“科研”，都一副学富五车学贯东西的样子，让人觉得他们能上马指宏观下马控微观，当年我很敬仰他们。

我入学伊始，中国加入WTO的“入世谈判”正酣，1999年11月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那段日子里，老师们上课都会谈到中国入世的问题，而但凡谈到这个问题，老师们基本都很悲观，大喊着“狼来了”，中国的民族产业在强大的外资企业的打击下将溃不成军。图书馆里成百上千的学术期刊上，有关“狼来了”的论文汗牛充栋，这让当时的我忧心忡忡，甚至埋怨当局，没事你入什么世呢？

20年后，我们把“入世”称为中国最大的“国运”之一，入世带给中国的利益怎么评价都不为过。那么当年大喊着“狼来了”的那些所谓的学术论文，和垃圾有什么区别？决策当局如果听了那些论文的意见，恐怕会错过这个大国运，那就真的误国误民了。

还有近年来被人们诟病的学界对人口学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原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原会长、著名教授翟振武2014年还发表论文，反对国家放开二胎，认为放开二胎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有他的论文为证。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证明，学校里面教书先生的智慧和眼界其实一般，因为他们没有在生产经营一线的工作经验，甚至也不愿意深入基层走近群众，他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其实都不符合社会实际，所以让他们搞科研，进而引领社会的发展，这不切实际不合逻辑。

让老师专心地做好教学，让老师务好“教育”这个正业，不要逼着老师去“不务正业”。好像很难再找出一个像教育这样的行业，专门用“正业”之外的指标来考核员工，就好像你明明是个打铁的铁匠，可是你的工资要根据你理发的水平高低来定，莫非“不会理发的铁匠不是好教师”？这真的滑稽得有点可笑！

三、教研、竞赛：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讲桌

近几年教师搞的“伪科研”不断在网络上被揭发，再加上科研多少还是有些难度，于是搞不了“科研”的教师就把目光投向了“教研”。我研究不了世界和平，我还研究不了怎么上课？想点花样，变点招数，不就是一个教研项目吗？只要申请成功，钱一样拿，职称一样升，何必死磕科研？

于是教研论文和教研项目有了风起云涌之势，一门本来普普通通的课程，老师讲学生听持续了几十年了，效果相当不错，但在项目资金的推动之下，这种传统的教学必须得改。

全国那么多学校，那么多老师，对同一门课程，你一套教改方案，我一套教改方案；你一个精品课程，我一个精品课程；你一个教学资源库，我一个教学资源库；你编一本教材，我编一本教材。反正只要申请到资金，完成个文本就完事，没有人考证方案的合理性，也没有人考虑教改方案能不能被落地执行，也没人管精品课和资源库有没有师生用，反正这都是为了名和利而做的项目，看在名利的面子上折腾就是了，不用考虑社会价值。

做项目的人如果仅仅是玩玩文字游戏，那还算好的，就怕有些项目主持人做戏做全套，非得要把他的设想落实到教学中。而那些根本不在教学一线教书的领导专家，他们往往可以利用资源拿到大项目，为了让他的项目看起来成果卓著，他们往往会利用职权把他们的教改设想落实到本校的教学中。

但凡碰到这样的事，一线老师都叫苦不迭，却又敢怒不敢言。什么项目式学习、游戏化教学、可视化重现、情景化演绎、翻转课堂等各种花花绿绿的套路走一遍，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排练、观摩、总结一番后，这门课原先怎么上，以后还是怎么上。唯一不同的是，老师和学生作为演员，在领导和专家的教改项目里演绎了一下角色而已。项目完成了，评优了，主持人得奖了，升职加薪了，然后一切照旧，文本尘封，再奔赴下一个项目。

这些年，是年年教改，月月教改，天天教改，似乎每一门课延续至今的所有教学方法都是错的，都必须改。怎么改？是要改成老师言简意赅迅速高效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吗？

不不不！要让知识的传授看得见，甚至摸得着；要让观摩团像看电影看戏一样，有东西可看。学生听没听懂学没学会这不重要，让学生和老师一起表演出学习的情景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参与教改的课程，课堂越来越像春晚，讲课越来越像说相声演小品，明明一个简简单单三句话就能讲清楚的知识点，必须通过情景演绎翻转课堂等套路折腾半小时。这么折腾，领导高兴，观摩团高兴，项目主持人高兴，孩子们也高兴，只是这种事折腾得太多，学生的成绩肯定下降。

有些老师特别擅长表演，能力出众得就像春晚主持人一样，他们表演出来的课堂往往可以获得观摩团和评委的一致好评。这些老师不停地参加各种竞赛，获得了无数奖励，靠着这些荣誉，职称也很快地提高了。但你真的让他们带个班，带门课，他们往往会搞得一团糟，学生的成绩可能会是同级垫底的。

现在的竞赛特别多，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国赛省赛行业赛绵绵不断轰轰烈烈，各个学校争相给各种竞赛砸下重金，竞赛获奖的老师名利双收，参加竞赛的学生脱离正常教学专心备赛，争取职业技能竞赛获奖已经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点抓手。

可是职业技能竞赛的内幕是什么样的呢？网上有很多职业院校的老师现身说法，基本上揭示了职业技能大赛这个游戏的内幕，我截几张图片，以飨读者：

从IP地址看，这是全国多个省市的职业院校老师的现身说法，点赞评论的那么多，可见这个帖子讨论的现状是能够代表全国范围内职业技能大赛现状的。

以上反映的职业技能竞赛现状总结起来就是：1.职业技能竞赛已经被竞赛软件销售商完全操控，哪个学校掏钱买他们的软件，甚至哪个学校掏钱请他们培训，哪个学校就获奖，跟学校的教学质量没有关系；2.竞赛的软件严重脱离生产生活实际，就是软件开发商开发出来专门搞竞赛的游戏，会操作这些软件，得了大奖，也不代表技能就高，这些东西没有实际意义；3.学生为了参加这些技能竞赛，往往脱离了正常教学，整个学期都不上课，专门训练这些软件。

网上讨论职业技能竞赛的帖子很多，就我截图的这个帖子也有成百上千的人留言讨论，职业技能竞赛的这种状况不是什么秘密，圈里人都知道。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帖子反映的状况绝对属实

还有教材。本来一门课程全国成百上千所学校都在开，所有学校就应该完全依据教材的质量挑选一本最好的，用最好的教材才能保证最好的教学质量。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庞大经费推动的教研教改项目，编写教科书往往是教研教改的一部分，就算没有教研教改项目，编写教科书也是评职称的得分大项。因为编写教科书可以名利双收，各校各科的老师当然要趋之若鹜了。

于是，全国范围内，同一门课程，编出了无数本教材。自己编的教材，就算水平再差，就算漏洞百出，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生也得用。于是大学里的教材，本校老师编写的比例越来越高，名师专家编写的曾经畅销全国的教材越来越没有市场，教科书的近亲繁殖和闭门造车已经蔚然成风。大学教科书乱象就是一个由多余资金推动“劣币驱逐良币”的典型案例。

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发出怒吼：“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现在，很多老师则哀叹：“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讲桌。”这个时代的老师，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很难一门心思平平静静地教书。从中小学到大学，每个老师耗费在教育学生上的心力越来越少，耗费在科研、教研、竞赛等事情上的心力越来越多。杂事越来越多，老师越来越忙，教书越来越潦草，这就是当前的教育现状。

我一直在想，在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中，传授知识教育学生就那么没有价值吗？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都比给学生认认真真上课更重要吗？教育部门的首要职责、教师的首要任务，难道不是教授学生功课吗？

四、改革：让教育的归教育，让科研的归科研

教师虽然不能再称为知识精英，但因为教师的岗位特殊，担负着教育下一代的职责，担负着传递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社会道统的重任，是最应该继承中华传统文人衣钵的一批人。这就是为什么当今教师群体的的文化并非全社会最高，但是教师却是最受尊重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因。

教师的价值观、教师的操守、教师的诚信、教师的气节对国家对社会影响深远，要想让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基因薪火相传，教育就不能精致利己，不能趋利，更不能造假。

可是，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等乱七八糟的事严重伤害了教育的诚信。当老师们满脑子想的不是如何上好课程教好学生，而是如何买论文、跑关系、找评委的时候，教育的诚信已经荡然无存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教育系统中如果没有了诚信，我们一届一届的学生一代一代的孩子还能诚信吗？全社会没有了诚信，中国还能变好吗？

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当讲台上的老师利用伪科研、伪教研和胡编乱造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职称在内的很多好处后，他的内心还会相信诚信吗？如果他自己都不相信诚信，他会给学生传递诚信吗？当讲台上的老师因为愤恨同仁利用伪科研、伪教研和胡编乱造的项目获得了包括职称在内的很多好处，而自己辛辛苦苦教书却所得甚少时，他还会相信诚信吗？还能给学生传递诚信吗？

当越来越多教师的学术造假被频繁揭发被公开讨论，从而让公众对整个教师群体的诚信产生质疑时，讲台下的学生还会相信自己的老师是诚实的吗？还会相信老师的话吗？

如果诚信都没有了，教育还有灵魂吗？

不要认为我把这些事说得太严重，我没有以点概面，更没有给教师泼污水，我身处教育行业，我感同身受。而且读者不用相信我一人的言辞，你们可以上网去搜去看相关信息。记得2023年10月，一条帖子成了热点，帖子说：我县一个老师参加正高级职称的评审答辩时，当着评委的面公开承认自己的论文是在网上买的，自己连论文题目是啥都不知道。评委听了很生气，取消了这位老师的评审资格。这位老师很委屈，说我们哪个老师的论文是自己写的？还不都是买的，我只是说了真话，为什么取消我的评审资格，这不公平！

让一个在乡村教书30年的老教师去写科研论文，这本身就很荒唐。论文是科研，在村里教了30年书的老教师，可能学历本身就不高，知识、眼界都很有限，他能把小学生教好就不错了，他没有科研能力，为什么要用科研来考核他呢？这不是逼着驴子爬树吗？他除了造假还能有什么办法？再说，中国缺他那一篇论文吗？有没有他那篇论文，对社会对教育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吗？

把科研成果作为中小学老师职称晋升条件的规则是非常荒唐的，这是在赤裸裸地逼迫中小学老师造假。这几年我利用自己的写作特长给别人公开代笔各类合法合规的文章，找我的中小学老师非常多，不是请我代写论文就是请我代写课题申请书。

当然，对这些代写要求我都拒绝了，因为我的代写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代写的文本必须合法合规，是允许代写的，比如演讲稿、商业策划书等，论文、课题我是绝对不会代写的。通过跟这些找我的老师交流，我了解了中小学老师科研教研的虚假，也了解了这些老师的无奈。

大家都是受人尊重的老师，如果不是职称评审的强人所难，谁愿意造假？我谴责的是逼迫老师造假的教育制度，而不是老师，我其实很同情老师。如果老师们能堂堂正正地做人，谁愿意偷鸡摸狗？可是制度是这么设置的，利益的旗帜在那里引导着，谁能禁得住诱惑？套用范伟的话来说：你拿这个考验老师，哪个老师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当广大老师对科研和教研的造假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和道德上的负担，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造假就是天经地义的时候，就说明教育圈里的科研和教研已经从根上彻底烂掉了，已经没有了任何挽救的可能。烂掉的原因不是老师的诚信缺失道德低下，而是制度的荒唐所致。

重建教育诚信迫在眉睫，而重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抛弃当前这套以职称为核心的教师考评体系，并且把科研从教育事业中分离出去，让少数有科研能力的人专门去做科研，让绝大部分老师专门从事教学，斩断科研腐蚀教育的途径，让教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为学生服务。

既然99%的科研论文都是垃圾，那么不生产这样的垃圾，也不会影响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那我们又何苦投重金去生产这样的垃圾，且在生产过程中摧毁伟大的教育事业呢？

当下国家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从中央到地方，财政都很紧张，有些地方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很难保障了。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国家拨付给教育的钱不要浪费，不要再把大量的钱投入到那些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当中去了，把钱省下来，保证教师的基本工资。

如果能给工资偏低的那部分教师加一点工资，比如省管高校的老师，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一点，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会更有好处，毕竟那些优秀的高学历老师，动辄都是博士起点，在大城市，一个月拿五六千元的工资，确实太拮据了。

当前施行的教师职称制度该废弃了，因为弊端太大，基本上没法矫正。当前“重科研重教研轻教学”的职称评审制度，评审出了太多不会教学的高职称老师。主管当局可以统计一下，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正高和副高职称是不是主要产生在领导队伍中？职称高的老师不上课或上很少的课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线专门从事教学的老师是不是职称偏低？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是这样的状况。如果我们还维持这样的职称制度，那么这样的状况非但不能被打破，而且将日益加强。这种显而易见的不公平势必造成一线教师和领导层的巨大矛盾，这种不和谐会让整个教育事业充满一股子邪气，在怨恨和嫉妒的氛围中，造假和唯利是图根本不可遏制，如此，则教育不可能搞得好。

教育行业的职称制度已经被玩坏了，职称制度对我们的教育事业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相反，职称制度让教育变得不再纯洁，它严重地污染了教育事业。当我年前二十九那天在老家小城的广场上和当初中老师的老同学散步聊天时，我深深地感受到职称制度已经到了非废止不可的地步了。

老同学说起他今年参评副高的经历，说到了买论文，说到了搞关系，说到了他们一帮老师集体抗议造反，说到了年轻老师更加功利的做法，他们手持职称评审文件做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攒评职称的条件，与评职称无关的事或者不做或者敷衍。

这哪里是教育啊，这就是赤裸裸的追名逐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职称高低，在待遇上差别太大了。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是必要的，制订鞭策员工的KPI是必须的，但制订KPI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用利益激发出来的员工积极性必须推动事业走向美好的方向，而不是走上了邪路。可以说，当前以职称、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为KPI的教育考核体系共同推动教育走上了邪路，这样的趋势必须立即遏制。

教育改革，宁可站在原地不动，也不要误入歧途。

建议把教师工资与教龄绑定，把高级职称变成荣誉称号，教师的在岗工资和退休金不再与职称挂钩。这样做不但会大幅度减少教育行业的弄虚作假，融洽教师队伍，还可以缩小教育界的贫富差距，让教育界更加和谐稳定。

建议985之外的大学和所有的中小学，不再对老师进行科研考核，让老师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学生的教育上来，减少科研垃圾的生产量，斩断科研垃圾的产供销体系。这样不但会节省巨额的教育支出，而且会大量减少弄虚作假的不诚信行为，有助于重建诚信体系。

建议把科研从教育中分离出去，让教育的归教育，科研的归科研，不要相互影响相互腐蚀。国家可以多建专门的科研机构，把教育部门科研能力出众的人都召集到科研机构去，这部分人让科技部去管，用行之有效的科研考核指标去管理和考核他们，推动他们成为真正的科技工作者甚至科学家。

教育机构可以返聘这些科研工作者来学校有偿授课，给学生带来最新的知识、技术和思想，但不必和教学的老师混在一起考核。国家应该把有限的科研经费投给真正有能力创新的人，不要像撒胡椒面一样挥手撒向全体老师。

建议减少教育界各种乱七八糟的项目，减少不必要的经费支出，把钱省下来，保证教师的基本收入，并能根据教师所在省份和城市的具体状况，平衡教师收入，提高收入偏低的教师群体的收入。

因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要坚持“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随着我国GDP盘子的越来越大，“占GDP比例一般不低于4%”的教育经费也势必越来越多，随着新生人口的骤降，随着大量学校的关闭，再加上前20年地产狂飙突进的时代大量高标准的校舍已经被建设好了，那么未来，这么庞大的“不低于4%”的资金要怎么用？往哪里用？

多出来的钱只会干多余的事，为了花掉多余的钱，要么会铺张浪费地搞建设，要么会画蛇添足地搞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糖衣炮弹比钢铁炮弹还厉害，乱花钱比没钱更容易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

看到教育界对教育经费的挥霍，真的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我高中的母校，省重点，1995年我上高一的时候，集全市之力耗时两年盖成了我市最高标准的教学楼，雄伟高大，好像有四层，每层有六个六边形教室吧。当年为了珍惜教学楼，我们连楼里的厕所都不用。没曾想，我大学读完没两年，这栋我市的标志性教学楼就被连根挖掉了。现在去校园里看，当年那么多的楼，几乎都挖掉重建了。如此折腾，到底为哪般？

充足的教育经费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用在学生身上，要多让学生获益。其次也应该对收入偏低的教师，尤其要对高消费地区的省办高校的老师薪水做一些调整，给他们适当提高一点收入，至少让他们的收入不要低于农村中小学老师的收入，让他们堂堂正正地拿教育的钱，而不是通过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来赚钱。对于这类高校，做科研基本就是个笑话，他们能把自己学校里资质并不是特别高的学生教好，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贡献了。

经济下行期，1880多万教师的工资会是财政的巨大压力。遥想1990年代，因为财政困难，教师欠薪几乎席卷全国，那些年教师多苦啊。未来，教师会因为财政困难而欠薪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为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可以从当前庞大且充足的教育经费拿出一些来，建立一个基金，用来保证未来教师基本工资的发放。

不要把教育搞得这么浮躁，在全社会日益陷入“无效内卷”的当下，教育行业应该带头减缓“无效内卷”，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这种纯粹无效内卷的东西，尽量少做一点。多一些使命必达，少一些旁门左道。给老师们减减负，把那些旁门左道毫无社会价值的事从老师的手上拿走，让老师能轻松自由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用自由的身心去滋润孩子们的成长。

我们上上下下所有人一定要明白，“传递知识、培养学生”这项纯粹的工作是有社会价值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不能当做教育的副业来做，它的重要性超过了科研和教研，就算科研和教研不是“伪”的，而是真的，教育对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也远远超出了“研究”本身。我们至少要像重视研究一样重视教育。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孩子怀着憧憬走进校门，他们对教育是有期待的，孩子来到学校是为了谋求自身的成长和进步，不是来配合老师做科研和教研的。如果老师拿着教育学生的钱，却把大量精力放在谋求自身发展的科研和教研上，而把教育和培养学生当做副业来对待，这是不对的。我们的政策应该遏制这种不良风气，而不是推动这种不良风气。

学校如果看轻了教育本身，就容易迷失目标，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干什么。典型的例子就像职业院校。这几年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希望职业院校能给国家培养大量的“动手型”人才，培养具备高技术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可是你看，多少职业院校你追我赶地谋求升本，为了升本，重金招揽各类博士，甚至对东南亚和韩国的水货博士特别地钟爱有加。

前面我说过，判断一件事情是否正确，看先逻辑，逻辑正确，则事情大概率是对的，逻辑错误，则事情绝对是错误的。职业院校是负责教授技术技能的，要教授技术技能，职院院校的老师自己首先得有技术技能；什么样的老师才具备技术技能呢？应该是熟悉企业生产和经营一线相关业务的技术能手。

可是现在，职业院校大批量地招聘博士来担任老师，众所周知，博士是做科研的呀，博士文凭是用博士论文换来的，不是用什么技术技能动手能力换来的呀。职业院校不招聘技术能手，只招聘博士，不教授技术技能，只攒论文攒课题，是不是严重违背了职业教育的初心呢？

反正教育圈子里问题多多，要改革则任重道远。我们身处教育行业的人，不能对教育的问题视而不见。作为一名教师，与其写论文高谈阔论世界和平，还不如脚踏实地地直面教育的问题，勇敢地指出来，并提出合理的建议。希望我以上的批评和建议能被教育界容忍。

五、教师在教书之余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

既然前文说了，教师就是教书的，不是所有教师天然地就是科研人员，应该把科研从教育中拿走，让教师专心地搞教育。那么，教师作为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

长期以来国家之所以把“科研”的重担压在教师的肩上，就是觉得教师在教书之余，还可以做一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但因为当前科技的高不可攀，更因为教师群体知识、见识、能力和资源的局限，致使无数的教师用无数的“伪科研”告诉所有人，让教师群体大规模搞科研来服务社会，不靠谱！

那么，教师群体还能怎样服务社会呢？

我觉得教师群体应该通过发挥自己“教书”和“育人”的特长来服务社会。教师不但要教育学校里的学生，还要教育社会上的所有人。

在移动互联网逐渐影响甚至控制了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意识的当下及未来，影响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工作尤为重要：对人民的提醒和教育，对社会风气的拨乱反正，对撕裂社会挑拨族群矛盾的言论的批判，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薪火相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和宣传等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做。

而教师作为财政供养的体制内群体，本身又具备较高的文化知识，就应该担负起影响人民群众思想意识的工作。北宋的张载用“横渠四句”定义了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历朝历代老师的楷模又是孔子，一个老师能够“万世师表”，那他的影响力就不只是在学校，而是在民间，就像陶行知那样。

当前由网络主宰着的舆论界鱼龙混杂，实际上因为“审丑”更符合人的本性，“卖丑”更能赚钱，所以网络上“假丑恶”的信息远多于“真善美”的信息，“假丑恶”的价值观盖过了“真善美”的价值观。很多人为了在网络上赚钱，宣扬各种“假丑恶”的思想来割韭菜，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扰乱了人民心智，撕裂了族群，制造了社会问题。这些歪风邪气需要有人去斗争。

但现在糟糕的现实是，网络上、舆论场上严重缺乏弘扬“真善美”的人，因为弘扬“真善美”不赚钱还讨人嫌，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没几个人愿意干。但弘扬“真善美”又是传承民族精神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重要工作，这个工作不能长期缺人干。

教师群体拿着稳定的财政工资，又是专门教育人的，弘扬“真善美”的任务应该天然地由教师来担任主角。所以国家应该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入到弘扬“真善美”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去。

当前伪科研、伪教研、伪竞赛束缚了广大教师的头脑和手脚，让教师们无暇顾及自己的社会责任，整日里沉溺于攒论文、申课题的名利追逐。而绝大部分教师发表的论文只有他自己和编辑两个人看过，写成的课题报告基本上只有他一个人详细看过，这些文本耗费了老师大量的精力，但绝大部分文本却不能产生哪怕一分钱的社会价值。

也就是说，1880多万教师，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微弱，原因就在于老师陷入了自娱自乐的伪科研、伪教研，不愿意走入群众之中，不愿意担负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国家应该用相应的制度鼓励广大教师站出来弘扬“真善美”，应该鼓励教师多写网络文章、制作网络视频，用老百姓能接受的文字和语言宣传“真善美”，批判“假丑恶”，引领社会风气，捍卫民族精神，维护积极正向的思想意识。

如果把当前写一篇只有两个人读的“伪论文”就给予几千几万的奖励，变成写一篇影响几万人意识形态的网络文章就给予几百几千的奖励，并等同于论文的学术地位，那广大教师还不欢呼雀跃，争相杀入弘扬“真善美”的舆论场？如此，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何愁正不压邪？

把学术期刊让给科学家，让老师从学术期刊走进大众视野，去影响民众的意识形态，就像“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那样，不是一样在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吗？

过年在乡下走一圈，发现太多的孩子沉溺于手机游戏和短视频；在普通大学和职业院校走一圈，发现没几个学生认真听课。看到这些情景，你会觉得教育责任重大。时代的发展娱乐的泛滥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革新教育制度，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是教育的改革方向和教师的职业追求。

希望有自由的环境能让每个有责任感的老师挺起胸脯说：作为教师，我无愧于教育的职责，无愧于人民的托付！

本号作者杨昇介绍：

本文笔者杨昇，高校教师。公众号发布原创文章500多篇，阅读量10万+文章数十篇，2篇自媒体文章每篇全网阅读理超1亿次，6篇自媒体文章不同程度影响过国家相关政策，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一文引爆舆论，迅速影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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