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幸有樊庶，庶几不负东坡

樊庶编《宋苏文忠公海外集》书影。作者供图

海南幸有樊庶，庶几不负东坡

文 | 白金杰

读东坡海外诗文易，解东坡海外诗文难，难在“同情之了解”。天堑之隔，使得东坡海外诗文如同海外仙山，可望而不可即，后世选家只能通过转引注释、遥体人情去忖度之、揣摩之，终究隔了一层。直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扬州人樊庶到海南临高任县令，亲临其境，才有了首部评批本东坡《海外集》。

　　樊庶之前，海南官方虽编纂过几部东坡选本，可惜都是无评无注的作品选编，殊乏特色。樊庶登岛后，觅得一部《居儋录》残编，颇为失望。他认为，苏轼“清忠亮节，凛凛海外”，诗文“晚岁为最”，其海外集竟粗陋至此，实在大不应该，遂立意编纂一部东坡海外集善本，以景行先贤，兼与海外共勉。

　　樊庶编本《海外集》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此前海外选本的篇幅，奠定了后世海外集的规模与体例，而且是海南唯一的评批本《海外集》。后世或许可以在樊庶选本的基础上追求体例、内容与注释方面的百尺竿头，却无法复制、超越之，毕竟明清两代集海南职官与性情才子于一身的评批者，仅樊庶一人而已。樊庶与东坡登岛时年岁相近，经历相似，能对苏轼笔下的海南风物如数家珍，也无须远寄遥想就能对苏轼的天涯苦旅感同身受。岭南督学曾为樊庶编本作序，称“临与儋俱海外，千秋契合”，樊庶与苏轼“身与时舛，志共道申”，就点明了樊庶与苏轼在地理上与心理上的天然亲近。

　　樊庶编本中的注释多达千条，特别是对海南景观、风土人情的注解，别具史料价值。若非久处其中，必不能领会其佳处。如查慎行作《苏诗补注》注《儋耳山》时，只能转引《南方草木状》《琼州志》《方舆志》等史料，去考证儋耳山的来龙去脉，而樊庶则因公事路过儋耳山，亲眼见证过儋耳山的“山水秀丽，甲于他郡”，遂有评曰：“惜其沦于海外，为不幸耳。公此诗可为兹山吐气。”经樊庶诠释，方知“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是苏轼真实的观感，而非文学的夸张。再如樊庶注苏轼《和停云四首》时，对“飓作海浑，天水溟濛”一句特别关注，因为在编集的前一年(康熙四十二年，1703)，临高刚经历过一次台风，樊庶作为临高县令主持了灾后重建的具体事宜，因此他一语便道破了此句的妙处：“琼南飓作，海水为之先浑。”若非亲历其事，不会格外留意这一处细节。

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所载晚年苏轼写真画像。作者供图

　　樊庶编本中的评点颇具个性色彩，有对海南风物的注解，对苏轼流寓生涯的同情，对苏轼诗文内涵的阐发，还有对苏轼人品文品的赞赏。在出任临高令之前，樊庶是一位工诗善画的性情才子。他早年曾同翰林顾图河、史申义学诗，与江浙诸多才俊诗酒唱和。暮年远赴临高为官，樊庶亦未改当年的豪情雅兴，结交诸多岭南名士。有诗心，才能做得解诗人。樊庶曾这样评价苏轼的《到昌化军谢表》：“观公表中‘生无还期’句，至今为扼惋。不知章惇辈何心!英州不可而改惠州，惠州又不可，又必投之海外而始快。才之为时忌，抑何如是之烈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也曾这样评价苏轼的《与王庠三首》(之二)：“读‘实务自枯槁，以求寂灭之乐’句，五百余年下，犹为公扼惋者久之。”同情之心，直抒胸臆。樊庶有诗心，也有慧眼。他能从《和停云诗四首》“良辰过鸟，逝不我停”，读出苏轼的“伤己之迟暮”，从“万里迟子，晨兴宵征。远虎在侧，以宁先生”，读出苏轼的“忧患”与“凄然”，从“弹指太息，浮云几何”读出“豁达”与“了然”，从“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读出“凄冷”与“惨恻”，字字珠玑，又情深意切，令人感慨。

　　苏轼最早的和陶诗写于扬州——樊庶的家乡，而最多的和陶诗则写于海南，这似乎注定了樊庶与苏轼的和陶诗的缘分。樊庶将所有和陶诗都收入《海外集》内，尽管这有损“海外”的体例，但保证了组诗气脉的连贯。樊庶认为，苏轼的和陶诗能够领会原诗的真意，是和作中的上品，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便是将和作混入原作，难分轩轾。如评《和饮酒二十首》，陶渊明饮酒诗只是借题写意，并非真饮酒，而苏轼“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也是借酒抒情，“此深得原唱本意”。樊庶还注意到，苏轼的和陶诗没有亦步亦趋，如陶渊明《命子》诗后还有一篇《责子》，而苏轼和陶却无此二作。推究原因，樊庶认为这是苏轼有意为之，因为陶渊明五子不好诗书，而苏轼之子苏过“万里侍行，颠沛流离中犹不废学”，故苏轼不会为和诗而和。

　　樊庶对苏轼和陶诗的评语，曾引起清乾隆年间广州文人温汝能的重视，他将樊庶与胡仔、朱熹、刘克庄、张自立、查慎行等名家的评批并举，合编于《东坡和陶合笺》中。在后人不曾窥见樊庶《海外集》全貌之前，此书摘录的数则评语就曾引起当代学者的注意，如曾枣庄编《三苏全书》、周裕锴编《苏轼全集校注》、韩国金甫暻撰《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陶诗”》等都曾借此转引过樊庶的评语，其价值可见一斑。

《清初海南儒臣樊庶》（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丛书）评传。作者提供

　　樊庶不仅注苏、评苏，他还身体力行地效苏。相较于苏轼客居海外，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樊庶则可以主一县之总政，令出即行。如苏轼写《和劝农》，樊庶便以劝农为政事之首，《临高县志》中《龙潭劝农记》就记载樊庶劝农之事。天若大旱，樊庶则去城隍求雨，虔诚祈请上天降罪于他个人，勿要伤民(见《临高县志》);天若久雨，樊庶则辗转反侧，“禾熟愁多雨，惊心不忍眠。无才惟望岁，有口但呼天。”(樊庶《雨夜》)在樊庶的重视下，临高弃耕逃荒的现象终于有所改善，“念年逃窜后，农业渐知还。禾熟高低岸，村连远近山。”(樊庶《阅稼》)再如苏轼曾论海南信巫重祷、杀牛为药等事于《书柳子厚牛赋后》，可惜他有心无力，只能寄文与琼州和尚，希望通过他们来晓谕乡人。樊庶亦重移风化俗，他上任后曾恢复乡约古法，重建文庙，施药救民，因此在读到苏文后深有同感：“琼俗之陋，诚如公记中语，不爽毫发。余亦痛绝之，俗亦为之稍易。及读公此贴，复申前禁。觉两载来，无有蹈前车者。公著作之有裨世道，岂小补哉!”从“读公此贴，复申前禁”可知，樊庶在读了苏文后，重申了此前的杀牛禁令，这是苏轼对海南政教产生具体影响的直接例证。包括苏轼汉黎一家的观念，也为樊庶所接受，他曾就苏轼《劝农》“咨尔汉黎，均是一民”“欺谩莫诉，曲自我人”评道：“黎何能反，汉人激之耳。公卓见深心，一唱三叹。”十分认可苏轼提出的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的理念。

　　遗憾的是，康熙五十一年(1712)，樊庶因病辞任，并将《海外集》的镌版带回扬州，从此被束之高阁，鲜少有人知悉，而岛内的存本也逐渐失传。幸而近几年，终于有海南学者郑行顺从内地图书馆的古籍库中发现此书，并将该书与海南目前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乾隆王时宇重校本《海外集》相比，发现后者就是以樊庶《海外集》为底本编成的，只是删去了樊本最有价值的评批和一些史评，增改了少数篇目和注释而已。而笔者曾为樊庶作传，在充分了解樊庶的生平、情志之后，发现樊庶编《海外集》的价值远非一部寻常的选本。

　　此前世人多以为黄州是苏轼诗文创作的黄金期，而对海外诗不甚看重。如朱熹弟子问“东坡海外诗如何”，朱熹回答：“却好。东坡晚年诗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看道理。”樊庶则在《海外集》凡例中强调，入琼后苏轼的诗文更加纯熟老到，“迨谪居海外，往往别出机杼，其早年凌厉之气，洗剔尽净，故公诗文晚岁为最。”在具体篇目中亦时时提点，如评《次韵子由浴罢》：“语语入禅，昔人谓公晚岁诗文益奇，盖多类此。”此后乾隆年间，王文诰才又提出苏轼文风“及渡海全入化境”。樊庶，担得起翁嵩年所说“公千载下一知己”的美誉。

　　千载有余情，天涯有知音。苏轼的人品文章使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影响，历来并不缺乏为之编集作注者，但是在古代鲜少有人远赴海南，亲临苏轼被贬之地，亲身体验苏轼的天涯之旅。如桐城名士方正玉所说：“造物必易善地以擢吾，潜庵俾得扩其才，布其学，弥纶于宇宙，而眉山髯叟亦且长啸于清虚之上，俯视而默赞之也。”幸有樊庶，幸有其评批《海外集》，海外庶几可以无愧于东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