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宋代“海南自贸港”

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宋代“海南自贸港”

文 | 管仲乐

唐中期前，陆上丝绸之路曾是中国对外经贸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中晚唐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及经济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特别是到了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造船业的高度发达，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宋朝与海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这不仅使宋代官方开阔了视野、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流。南海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海南岛也在此背景下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渔民的“航海手册”——“更路簿”。宋国强/摄

宋代对于海南贸易重要性的认知

宋代初年，面对内忧外患，为了维护政局稳定、发展国内经济，宋廷积极对外开放，支持海上贸易，制定了促进航海贸易的经济政策。对于出口贸易，政府鼓励海商到海外进行贸易。宋高宗提出要“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支持进口贸易，由此发展出宋代的市舶贸易。这一时期，海洋贸易已经得到了宋廷的重视，但是官方在一段时间里“将海南排除在国际商品流通之外”，同时海南靠近越南的海岸，受到朝廷对交趾、占城政策变化的影响，“内部问题频繁”。因此，虽然宋初的中国已经从海洋贸易中收益颇丰，但海南岛并未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

　　北宋中叶，宋廷开始对海南岛在海洋贸易中的价值有了正确认知。《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琼管安抚使朱初平等在元丰三年十二月上奏疏，希望规范海南的海洋贸易，发展米粮运输，设置香药和卖场，对舶商实行按照货物数量收税的制度。神宗为此下诏：“琼州、万安、昌化、朱崖军令依威、茂、黎、雅州罢免役法依旧差役。其琼管州军，皆有常平，若推行如法，自无人户倍称出息之弊。据朱初平等所奏，措置海南事不少，并不及常平事，令具析以闻。”该史料证明，宋代神宗以降，官方话语体系开始对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在海洋贸易中的地位予以肯定。

　　著名汉学家普塔克指出，宋元时期的海南无疑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重要的一站。中国古代南方海域的商船多数从广州港和泉州港始发，但商舶都会经过海南岛附近海域。按宋代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宋时海南岛隶属广南西路，包括琼州、昌化军、吉阳军、万安军四州（军）十一县，这四州（军）均有海洋贸易的记录。

　　宋代由于南海贸易的成熟，大量南海海域知识也通过南海航行归来的海商带来。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头喷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汹无地。”这应该是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较早的史料记载，南海东缘航线所经诸岛诸国，均为东洋；而沿其西缘者，则为西洋。这种定义的形成，学者普遍认为与中国海舶下番时所选择的航线有关，而南海则是东西洋航线的重要坐标。

南宋青白釉菊瓣纹印花粉盒，“华光礁I号”沉船考古出水。资料图片

宋代南海商贸航线的开拓和繁荣

“更路簿”文献作为明清时期南海渔民的航行指南，其重要性在今天已经得到了重视，而其孕育期正是宋代。宋代以前，海南岛已成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的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

　　贞元年间（785—814）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载了广州经由海南岛到阿拉伯各国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占城国）东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宋代南海航线更加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上通道。这在《诸蕃志》中可见一斑：“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中流号三合溜，涉此无风涛，则舟人举手相贺……”短短的文字中便蕴含着环南海区域的众多地理与人文信息，这些信息都是宋代往来于南海与内陆的商人带来的。

　　这片围绕南海的商贸海域在宋代被称作“七洲洋”。宋代笔记《梦粱录》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谭其骧先生结合元明文献考证后指出，此七洲洋是今海南岛文昌县东七洲列岛附近的海面，其范围囊括了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万里长沙（今西沙、中沙群岛），并以万里长沙的东北部作为与中国北洋交接的界限，以千里石塘的南部作为与中国南洋所止的界限。

　　近年来，通过对南海沉船的打捞，我们对宋代的商贸航线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国家文物局在西沙群岛进行多次考古发掘并发现数艘宋代沉船，仅西沙一带，发现的就有北宋中晚期的北礁五号、北礁四号、银屿八号，以及南宋早期的华光礁1号、银屿七号等。这一系列的考古挖掘成果，通过实物还原了宋代的海上贸易光景，记载着千年以前南海航线的繁荣。

南宋青白釉莲瓣纹葫芦瓶，“华光礁I号”沉船考古出水。资料图片

宋代南海贸易的自由与开放

　　在10世纪到12世纪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贸易兴起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宋代的南海贸易也蓬勃发展起来，可以说是当时东方世界最为自由与开放的海上贸易区域之一。《诸蕃志》记载了泉州舶商和当地居民的贸易情况：“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物货，海南土产，诸番皆有之，顾有优劣耳。笺、沉等香味清且长，琼出诸番之右，虽占城、真腊亦居其次。黄蜡则迥不及三佛齐，较之三屿，抑又劣焉。其余物货多与诸番同，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里面提到了海南岛生产的香药，宋代社会认为比中南半岛诸国（占城、真腊、三佛齐、三屿）生产得更好。尤其槟榔和吉贝布（棉布），更受泉州商人的青睐。这显示了泉州与海南岛密切的商贸往来。

　　泉州商人之所以会将海南物产与域外诸国相比较，侧面说明了宋代商旅在环南海区域已经开展了极具规模的跨国贸易。而海南物产不仅在亚洲闻名，甚至远播中世纪的欧洲，《马可·波罗寰宇记》载：现在你可能知道，自刺桐城启程，向西方和西南方航行1500哩时，就会穿过一片名曰“海南”（Cheynam）的大海湾。此海湾的长度足够两个月的旅程……此海湾内的岛屿不胜其数……那些地方发现有大量的砂金……也有大量的铜或者黄铜以及其他的物品出产。他们拿着各岛的特产进行内部交易。他们也和大陆的那些地区交易，出售金、黄铜以及其他物产，从对方那里买来他们需要的物品。此海湾如此广阔，在此居住的民众又如此众多，仿佛它自己就是另一个世界。通过马可·波罗的生动记述，可以感受到海南物产的丰富以及与内地及他国商贸交往的频繁。

　　可以说，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以及开放包容的心态，促就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史载宋代海船已能远航到地中海乃至东非。如今，非洲东部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多次出土宋钱。同时，宋代海上丝绸之路航海区域广大，不但近海航行繁荣，远洋航行也很发达。远洋航行可以到达整个南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区域，主要包括马六甲海峡以东航区、马六甲海峡以西与孟加拉湾航区、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航区、非洲东部沿海与地中海航区。而通行到如上诸区域，海南岛及南海诸岛无疑是重要的中转地。

　　频繁的商贸交往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据史书记载，自宋至明占婆国（今越南南部）前后数批移民迁到海南。史书对此记载为“太宗雍熙三年占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往海南岛之儋州”。另据清道光《崖州志》记载：“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铺海岸），谓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亚里番村。”虽然这些移民并不是为了商业来到中国，但是他们航行的路线却是通过商业交流而探索出来的。2023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海南共有9件文物入选，其中7方为唐宋之际的伊斯兰教徒珊瑚石墓碑，分藏于海南省博物馆、三亚市博物馆、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这些墓碑正是这些古代移民的文化遗存。

　　由上，宋代海南贸易的空前繁荣，促进了环南海区域乃至更大范畴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可谓中国古代自由贸易港的肇始。当下我们站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节点上，除了带动经济的全速增长外，也亟须站在全球化的视野提升各个层面对于海南优秀历史文化的认知。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作为承前启后的存在，其历史经验无疑为我们探索当下自贸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