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浪潮汹涌而至，不给人丝毫迟疑的机会，已然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可以预见，AI 必将 “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近期的一个课题是探讨人工智能教育如何走进课堂、融入家庭。高端科技不断颠覆着人们的认知，人工智能大有主宰未来世界之势。既如此，我们还有必要去研究传统文化乃至古代文明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开展大汶口文化周系列活动的重要缘起。大汶口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它见证了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漫长历程，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大汶口文化的进一步挖掘，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寻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
其一，这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必要之举。
“唯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方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探寻中华文明、守护中华文化始终满怀深情、念兹在兹。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与确立刷新了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在我们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大量极具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来，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通过文物，不但可以传承文化、提振自信，还能够回忆历史、解读初心，连接中外、增进情谊。要深知文物的重要性以及保护文物的必要性，“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我想，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大汶口文化的考古研究。
其二，这是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必然之举。
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自建国之初便缺乏民族和文化的共性，依靠的是所有人对自由、民主等一整套美国价值观的认同，有专家称之为“理念型民族主义”。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拥有十分多样化的种族及民族，但却没有主体民族，又何来民族意识？毕竟，从长远来看，主体民族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而拥有5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太昊作为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乃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有着相同的陶符族徽，这表明统属于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然具备民族属性。可以说，中华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始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
中华民族是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的。祖先意识的根本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便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家族意识与血缘意识一脉相承，而家文化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基础，强调家族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因而，家文化与民族意识紧密相连。
其三，这是传承伦理文化和伦理精神的必需之举。
中国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华文明以伦理生活为根基，中华民族在伦理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催生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反过来又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着中华民族的伦理生活实践。
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之一，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初步形成。但其实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就已能见到礼制元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萌生，尽管还不够成熟。我个人认为，中华伦理文化脱胎于礼制，至少二者一脉相承。在此暂不展开论述。
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交织的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视野下，中国伦理学扎根于丰富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之中。从这些传统中汲取营养，构建适合新时代的伦理文化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回到开头所讲的人工智能时代，随着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伦理挑战也随之浮现，尤其是机器决策的道德责任、人工智能的权利与义务等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深刻反思。“AI教父”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E·辛顿（Geoffrey E. Hinton）最近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事实证明，科技领域也需要引入伦理研究、搭建伦理框架。
基于以上多种因素，对传统文化和古文明的回溯绝非可有可无！我们今日探讨的大汶口文化家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寻根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寻根是为了明确自己从何处来，从灿烂的中华文明中找取源泉、获取自信、汲取力量，从而更加从容地迈向未来。
王好凤，《家庭周报》副社长，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家校社共育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本文据作者在2024大汶口文化周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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