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的一个雪夜,主持人张越带着中央电视台《半边天》节目组,风尘仆仆抵达陕西咸阳兴平。从电话座机中得知这个消息的刘小样,只想立刻雪夜奔逃。
23年后的2024年秋天,退休后的张越带着新节目《她的房间》来到大理。此时距离她和刘小样的上次见面,已隔开快二十年。这是她和她的久别重逢,也是我们三人的第一次相聚。
在滇西北山林海间重逢的第一个清晨,小样抱着张越哭了一场,「这20年,我特别的累。到这儿之后,我一下就安稳了。你们当时忽然来了,忽然就走了,也没办法,现在你们又回来了,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个结果一样,我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
文| 安小庆
图| (除特殊标注外)《她的房间》
故事树
这是一个女人间的故事。故事最初的种子来自一档叫做《半边天》的节目和一叠来自关中平原的书信。
从信纸上的文字到电视机里的影像,来自北方内陆平原深处的妇女刘小样,向主持人张越讲述了她对生活和所处环境的诸多不满。那是刚刚进入新世纪的2002年,那也是人们第一次在国家级的媒体平台,听到一位普通农村女性的呐喊。「宁愿痛苦也不要麻木」的声音,如投入时代湖泊的一颗石子,击中了电视机前无数观众的心。
然而节目播出后,石子逐渐消失于湖心。此后二十年,人们没有遗忘那个身着红衣,颧骨处微微发红,仿佛始终发着低烧的女人:她后来怎么样了?她是否出走?她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2020年的冬天,铅灰色的天空笼罩萧索的关中平原。在平原深处一座砖红院落的大门背后,我见到了刘小样。
在小样的记忆中,我是她接待过的第二位「天外来客」。这位来客是当年电视机前的观众之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网络上搜索她的好奇者,是曾被她照亮和影响的人之一,也是一个以寻找故事和编织故事地毯为生的人。
在见到小样的那刻,我感觉门外的我更像是一位邮差。我送来外界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与她失联十年的张越的问候,也包括观众们对她始终不移的好奇、想念和挂牵。
在开着鸡冠花的冬日庭院,小样告诉我,她在后院为猫咪波妞留了一扇窗,在前院给燕子一家留了一扇窗。或许也正是通过她给自己始终留着的那扇窗,我们得以进入这位普通中国女性波澜壮阔的半生。
犹如一场跨越时代、跨越媒体介质的接力,2021年夏天,人物杂志报道《平原上的娜拉》将刘小样的生命故事再一次推展到公众面前。这是继2002年《半边天》的呐喊后,红衣女性觉醒和出走之后的绵长故事。
再一次,刘小样用炭火般燃烧着的存在本身,打动了无数阅读这个故事的人。它讲述的是一个女性故事,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女性故事。或正因此,这个进行中的生命故事,在20年后再度击穿地域、性别、文化、年龄、阶层的区隔,让许许多多读者感慨「我就是刘小样」「我们都是刘小样」。还有许多人为遥远的小样,创作了诗歌,音乐,绘画,教案,剧本。
再次站到潮水中央的刘小样,和二十年前一样静定。我们都以为,潮水很快就会退却。没人想到,热烈的讨论和传播在2022年突然再度出现。
或许是因为新冠肺炎蔓延带来的全球动荡,一种普遍的不安、迷茫、困惑,成为生存境遇和时代氛围的底色之一。在抖音、快手、b站、微博、小红书上,大量博主和账号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再次对小样的故事和报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传播。
一种奇异的矛盾也存在其间:出现在画质堪忧的久远采访视频中的刘小样,似乎是一个属于过去世代的「旧」人,然而时代的大手拂过,故事中的人再度被选中,历经新的接受史并穿越过急剧变迁的丰富时代地景,刘小样就这样成为一个罕有的既「旧」又「当下」的人类。
二十年,故事从种子长成大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永远需要故事。然而故事中心的人依旧沉默。她隐于潮水之后,对她再次出现所激起的回声和重重涟漪并不在意。人们熟稔朗诵她讲过的话,重复观看与她有关的一切。她依旧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
图源节目《我叫刘小样》
刘同学
「我还是想静静,在我的小花园里静静。」
2021年的报道,几乎没有改变刘小样的生活。她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律过生活。春天播种,夏天收麦子,秋天储藏粮食,冬天是漫长的农闲。
隔年六月,我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再见到了小样。如果说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冬天是雪花尘土的气味,那么第二次的见面是艳阳下麦穗干燥的芬芳。
她上身一件宽大的鹅黄衬衫,下身一条灰绿色的棉布伞裙,是她用缝纫机自己做的。她领我去看麦田,小狗欢欢跟在她脚边。甩着胳膊走向麦田的她,简直是一位田园诗人。
她的小花园,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玫瑰,百合,月季,格桑,三角梅,正在盛开。眼前如一位读者所祝愿的,「小花园年年万紫千红」。她还是不想看书,只愿意抄写诗词。抄写本的姓名那栏写着:刘同学。
女儿和儿子都眷恋着妈妈的庭院。女儿在两年间,结婚,生下自己的女儿。一家三代女性,生活在翻新后的庭院里,这让小样感受到幸福和充实。她记得有一天,女儿坐在沙发上熨烫衣服,她抱着女儿的女儿在出神。女儿突然说,妈,你刚才嘴一抿,好看得很,像个小女孩。
这几年,小样的花园成了村里的景点。早上散步的人经过,她在院子里,外头的人说,你看人小样这花弄的,好得很。儿子喜欢在网上给妈妈买花的种子。有时候,她去地里头看庄稼,给儿子发去一张图片,「你看这庄稼多好」,儿子回复,那就写首诗吧妈妈。
这些年唯一看完的书,是张越寄来的《秋园》三部曲。我说,你比我们见面那年茁壮了许多。「现在比前几年好多了,我现在有力量」,她说,力量来自她自己,「我这条路,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她只关心自己的试卷。不走捷径,不抄近道,不上高速,以自己的具身实践为桥梁道路、舟楫风帆,在大地上镌刻冲刷自己的生命河道。
「我觉得我可坚强。我那样的境遇,我那样的境况,我都过来了,那么那么辛苦,我都过来了,我可真了不起。」这是我第一次明明白白地听到她肯定自己。再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给自己的嘉奖。
回忆张越和我这两位不速之客,小样说,自己从小到大好像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人,「这个人来了,那我们就好好说说话,这么多年,我就没有好好说过话。」
刘小样家中花园
吃花
今年5月,我在北京见到张越老师。她告诉我,她将和优酷合作退休后的第一档个人访谈节目《她的房间》,第一期想拍小样我们三人的相聚。
7月中旬,我收到张越的留言:安小同学,8月20号前后你在大理吗?如果你方便,我带小样找你去。
这一天终于到来。大理漫长的雨季夜晚,我在火车站接到张越。她一个人推了两只箱子。夜里12点多,我和她靠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门外传来车门开关的声音,一个高大的女人跌跌撞撞进来,是小样,她张开大大的臂膀,眼眶已经红了。我们三个紧紧抱在一起。
我把从小区里偷来的一朵玉兰花和一束暗红的刺玫送给她。她从挎包里掏出给我们俩的礼物:早晨出发时,从小花园里摘下的一把盛放月季。
第二天是不安排工作的玩耍日。我们去爬苍山。那段时间,张越膝盖不舒服。上下山的大部分时间,小样搀扶着她的手臂。她们俩慢慢走在我前面。
我脑海中闪过2002年冬天她们的样子。一个红色外套,一个蓝色棉服。风雪中的她们,像是隔着大峡谷试图互相喊话的两个女人。
二十年后,她们并肩走在苍山的小路上。我们去看寂照庵的花,这是一个以种植作为修行方式之一的寺院。坐在寺院的咖啡厅,小样聊起在浙江昆山打工时,有一天为了弄清楚山茶花的名字,连续问了三四个路人。
活着却不知道身边的花叫什么名字,她觉得「这不对劲」。如果人类连这么美好的造物都无视,「那我们岂不是辜负了它?」在困顿颠沛中,这个女人依然不愿意辜负一朵山茶花。
寺院咖啡厅窗外是一片山坡。坡上遍植雨季开放的绣球无尽夏。紫色之上,是高大的紫矿树林。最早是小样发现了那只胖胖的红腹松鼠。
它趴在林冠层,用两只前爪捧着桔红色的紫矿花朵在啃食。小样快乐极了,手掌重重拍打墙壁,「哎呀呀呀,它在吃花,快,快,快拍下来!」
但此刻是指望不上她的,白天她几乎不用手机,只有晚上回到酒店才会拿出来看看。胖松鼠衔着红花在树枝之间腾跃,小样的心也被它们带走了,「下来,下来,下来有花儿,太好了,第一次看到吃花的松鼠。」
工作日准时到来。8月21日早上,一走进她们的酒店,我自动连接上一种焦灼的无线氛围。
前一晚的工作会,张越告诉大家,她唯一的不安是能否与小样一起再次跨过这座山,她们能否再度完成一个好的谈话。我能共感张越内心的焦虑不安。我也在小样身上看到同样的压力痕迹。不说话的时候,她右手包住左手,手指反复在皮肤表面摩擦。
摄像,收音,监听,一切就位。二十年了,她们终于走到山林海间,面对面坐下。
巨大的不真实感包裹住我。当年,我是坐在深夜电视机前的一个观众。现在,我成为这场重逢对话的现场目击者之一。这是真实的吗?生命的脚本究竟如何写就?我们又是如何抵达这里的?
我挪到摄像机不会拍到的最近处,不想错过她们的每一句话。
奇迹时刻
那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完美下午。原本节目组预计,这次对话可能会因为紧张的状态,分成几天才能完成。可是小样让所有人意外。那天下午,她看不到张越之外的所有人,看不到环侍的镜头。她没有一丝疑虑,没有像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一样想要彻底消失。
回望半生,她将一路跋涉求索,日夜开采内心矿藏,年复一年「用石头打磨石头」的兴奋、快乐、艰辛、跌宕、搓磨、盘旋,不打折扣,原原本本,极高分辨率地向故人回溯与讲述。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摄影师在现场不住地微笑——为他们听到的美且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她是我们真正的「天才女友」。
二十年前,雪花簌簌落在两人的肩头,她和她在反复的问答中探询自己和所有人存在的目的和正当性。二十年后,横断山脉的澄澈阳光打在她们身上。在她们的正前方,太阳正透过云层,勾勒出苍山山脊也勾勒出所有人的轮廓。
对话完成的那刻,她的脸烧得通红,她坐在地板上,张开双臂朝张越喊:「张姐,你快抱抱我!」
从来,我们都是彼此的桥梁和道路,彼此的渡口和港湾,也是彼此的火把和星光,彼此的舟楫和灯塔。我们通过不懈发送生命的电波,隔着或远或近的时空,读懂了彼此生命的语法。也在荆棘和花朵交替的路途,确证了此生的地球任务,矢志成为朝向「自由」和「美」不断进化的个体。
那个下午也是一个奇迹密集降临的下午。
小样带来了自己抄写的二十多本读书笔记。在采访的后半段,她抽出一本作业本,给张越朗诵契诃夫《三姐妹》中的几个段落:
「活着而又不知道仙鹤为什么会飞,孩子为什么生下來,天上为什么有星星………要么知道人为什么活着,要么一切都不值一谈,都无所谓。
人类需要这样的生活,要是这种生活现在还没有,人就必须预先体会它,期待它,渴望它,为它做准备……
我常常想要是重新开始生活,而且是自觉地生活,那会怎么样呢?但愿头一次的、已经过完的生活是所谓的草稿,而第二次的生活则是誊清稿!到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我想,都会首先极力不重过老一套的生活,至少给自己创造另一种生活环境,安排像这样的住处,有花,有大量的阳光……」
「你听!」她提醒张越,「他最后说,『有花,有大量的阳光』,这对着呢,这说的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他虽然是俄国人,但他说的话,咋跟我想法那么接近。」
那一刻,现场每个人都与小样发出的频率共振了。三年前,《平原上的娜拉》刊发后,我参加播客《随机波动》的录制,在那期节目的结尾,我几乎念诵了和小样一样的段落。
奇迹还在继续降临。等我们从室内来到洱海边的狭长湿地,节目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一位中年女性正坐在海边草地上阅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在两个小时前,张越和小样也在对谈中讨论了这个故事。
张越和小样坐在海边的椅子上继续聊天。她们说起当年的红色外套和电影《红衣少女》,几乎同时刻,一位身穿红色毛衣的渔民大姐,撑着船篙驶过她们身后的海面。
这是每年一度的开海季。傍晚时分,渔民们拖着渔网驶入洱海深处。张越和小样聊起她们都爱的《老人与海》。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洱海对岸竟然出现了一道彩虹。
Puhpowee
但我心头的谜团还是没有解开。究竟是何种力量让小样终于愿意推开家门赴约?拍摄的最后一天下午,休息的空档,我俩躺在草坡上晒太阳。
我问小样,这次怎么愿意出来了。她说,「就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是到了点了,突破点,22年的一个突破点。2002年的时候,我吓死了,回不过神来。这次就觉得一切到点了,自自然然的,然后水到渠成,这次突围就不用很大的劲儿。」
「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又想说话了?」
「我和张越姐联系上后,打了几次电话,每次叨叨叨一个多小时。最近一次她打电话过来,今年春天,下雪,我刚好到地里去了,雪下得大得很,她问我说话方便吗?我说我的天哪,我说你这家伙电话打的,你好像知道我这会儿在地里。然后我就在雪地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雪大,把小麦都盖住,我就想跳着舞说着我的话,我走来走去,我说你知道吧,我这会儿一个人在雪地里,你听,我在雪地里走路嘎吱嘎吱的声音,你听,然后说,你看见吗?现在的雪好大,地里就我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就我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太好了。你听,我在踩雪,你听到了吗?」
小样说,就是那次雪中的电话,「走出感觉了,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是火山喷发,后来我就想这样跟人说话了,就火山到了喷发的时候了,谁也挡不住,自己都挡不住,挡不住,岩浆要出来。」
我问张越,那个大雪中踩雪的电话,你在那头听到融化的声音了吗?她点头。她回忆,那个雪中的电话是她这几年间最高兴的一个时刻。挂了电话,她「觉得轻松了,放心了,不然老有一个地儿揪着心」。
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北美的原住民植物学家,从浩瀚的民族历史中打捞出一个词汇:Puhpowee。古老的印第安人用这个词描述「让蘑菇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的力量」。西方的科学系统中没有这个术语,但它准确又神秘地命名了一种美妙莫测的生命力量。
我想,Puhpowee也是让小样从厚厚的雪层下冒出来的力量吧。尽管我们用尽力气,有时只是完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在这个钻出地表的过程中,我们三人的生活都有了新的展开和变化。
小样不再惧怕摄像机和陌生人的注视。她真是一个十足十的狮子座。这个八月初,她刚刚过完56岁的生日。她说她很少哭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走后,她说她没哭。她还正视了自己对交流的渴望。那扇留给自己的窗,其实一直是一种对话的邀请。
很长一段时间,读书和写字令她痛苦。她把书籍藏在卧室的门后积灰,她烧掉所有自己写过的字句。和费兰特笔下的莉拉一样,自我消除,浪掷天赋,不以之兑换声名。
最近两年,在抄写诗词之外,她又能看书了。上个月她告诉我,她重新打开了「那不勒斯四部曲」,「从云南回来后,能看懂了。」儿子也说这套书特别好,妈妈快看吧。
书柜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从卧室门后来到了前厅的整面墙,每位客人一进门就可以看见的位置。只有一个变化令我意外——我以为会一直永远陪伴在她身边的小狗欢欢,在某一天决绝出走了。据说是为了爱情。
张越从央视退休,重新开始上路采访。她依旧对世界和人充满好奇。作为不同世代的记者,我们走过了极为相似的道路。如果不是厌倦了ta人和书本上的二手三手经验,当年她不会辞职在家憋了两年,最终创办了《半边天》周末版。我也不会走出校园,成为一个记者。
时代的季风塑造陆地和河流的形状,行动和做事是唯一的船桨。退休后的一年里,张越参加了很多档节目的录制和主持。《她的房间》共享《半边天》的基因,但它们是两棵独立的树。
两棵树所处的海拔、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已经大为不同。今天,麦田已不再需要农人躬身收割,人们不再如当年那样郑重打开电视,记录者们不再密集地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奔往现场。
但纵使时代肌理更换,媒介变迁,故事仍是不灭的篝火。
安小庆供图
安小庆供图
重生
我们相聚的最后一天,有半天是在晒太阳喝咖啡中度过的。我和小样调转话筒,向张越发射问题。
印象最深的,是她生命中的两次出走。1988年,张越从首师大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密云郊区的一间中学做英语老师。
那是八十年代末,一个年轻的文艺青年在山里的中学待得别扭。有一天,她教完了几个新单词,跟学生说你们自己背会儿,我等会儿回来测验。她走出教室,沿着村道一直走到外面的公路。她在公路上越走越远,一辆大货车开过来,她问卡车师傅:您去北京吗?我想搭您车回北京。
一个刚分来的年轻女老师就这样失踪了。没有打招呼,没有请假,宿舍里所有东西都在原地。张越就这样跑了。
后来,她偶然以主持人的身份进入《半边天》。做了两年后,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她觉得自己每次在演播室里「耍一些语言的花腔,但它们跟真实生活没一点关系」。她不能接受自己占用一个公共资源和平台,却不提供公共价值。
就像那一年她不管不顾依靠直觉从教室中出走了一样,1997年的春节后,张越径直去找领导辞职。领导问她为什么,「我觉得特没劲」,领导问她要做什么节目才有劲,「我不知道。」
此后两年,张越蹲在家里,她想搞清楚自己究竟要做什么,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在不停歇的自我质询和盘问中,新千年到来了。她似乎捉住了自己想要的轮廓,那就是汹涌人潮中,每张脸背后的普通人的故事。
2000年,张越回到《半边天》,创办周末版栏目——张越访谈。她真正的职业生涯,在这次出走和归来之后缓缓展开。
我想起两天前,摄制组去拍外景。那是214国道边一个种着高大核桃树的院落。核桃快成熟了,墨绿果皮的表面,已经看得清丝络。
面对摄像机,张越坐在核桃树下,讲述另一个女性生命中的那次重要出走。这个女性是作家伍尔夫在讲座中虚构的一个人物,她是想象中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拥有和哥哥一样的禀赋,但同样出走的两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向大学的女生们讲述了这个虚构的妹妹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越新节目的名字的由来。
一百多年前,当讲述完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后,伍尔夫曾告诉讲坛下的大学女生们:
「你们不要去莎士比亚的传记中去寻找她,她很年轻就去世了。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过一个字、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她活在你我的心中,也活在今晚不在场的其他女性——因为她们在洗碗、哄孩子入睡——的心中。然而,她依然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去,她们一直都在,只要有机会,她们便会亲身降临与我们同行。」
而「重生」的前提是,「当我们都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和写出自己真实想法的勇气……当我们可以直面事物本身,观察天空、树木和一切……当我们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男女之间,而是与真实的世界相连,那么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逝去的诗人,将激活她沉睡已久的躯体,重获新生。」
在伍尔夫讲述完这个故事的一百年后,在张越接力复述完这个故事的下午,小样也坐到了树下看书。阳光透过核桃树的巨大树冠,罩在她和她的四周。我看到无数的「她」,无数的过去历史和现实当下的「妹妹」,在那一刻重生。